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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4日，維吾爾法庭在倫敦開庭，進行第一輪聽證。維吾爾法庭選擇六四屠殺32周年當天開庭，說明了在中共統治下大規模的人權迫害一直沒有中斷。那麼維吾爾法庭在當下有何重要意義？
維吾爾法庭調查的是維吾爾、哈薩克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正在遭受持續大規模的暴行和可能正在遭遇的種族滅絕。法庭庭長是大律師傑佛瑞・尼斯，他曾在海牙國際法庭對塞爾維亞前總統米洛舍維奇的戰爭罪審判中擔任檢察官。法庭陪審團包括八位成員，絕大多數是學者和律師，其中包括醫學教授帕文・庫馬爾、土地法和發展研究教授安佈雷娜・曼吉、考古學和文化研究教授拉姆達・考爾。法庭在今年9月將進行第二輪聽證，計畫在今年底裁決中國政府是否犯有反人類罪以及種族滅絕罪。
人民法庭問責政府暴行
從國際司法實踐而言，維吾爾法庭屬於人民法庭。犯下違反國際法罪行的政府往往既禁絕國內調查又阻止國際法庭問責，人民法庭應時而生，推動終止有罪不罰的現象。二戰後最早的人民法庭成立於1966年，當時正值越戰期間，國際知識界和民權活動人士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和丹麥羅斯基勒建立了人民法庭以調查美國等國政府在越戰時期的戰爭罪。人民法庭模式持續至今，在犯下暴行政府的非管轄之地設立法庭，調查這些政府被指控的種族屠殺和危害人類罪行。人民法庭推動了一些民主國家法庭使用普適管轄原則調查和問責犯下暴行的其他國家領導人，其審理範圍和模式也為聯合國大會1998年通過的《羅馬規約》所借鑒，2003年依照這個規約在海牙常設國際刑事法院。不過《羅馬規約》管轄權只針對個人，但是最嚴重犯罪的意圖和行為往往是由某一體制或組織持續執行的。目前國際法起訴的物件僅限於個人，這是當下國際法律體系的局限。這種局限無法追責某一體制或組織（往往是國家當局、政黨、軍隊和員警等）長期、廣泛、系統地危害人類罪行。
此外，國際刑事法院調查和起訴的對象是國際政治經濟角力的結果，許多涉嫌犯有重大罪行的人依然逍遙法外。中國政府拒絕加入《羅馬規約》，使國際刑事法庭一直無法問責中共暴政。中國當局也在聯合國安理會使用否決權，阻礙國際法院對其盟友的暴行進行調查。近十年來，中國的全球政治經濟影響力持續上升，使民主國家針對違反國際法罪行的普遍管轄權原則也被侵蝕。2013年底，西班牙法庭在起訴了五名中共領導人後，中共向西班牙政府議會施加政治壓力並輔以經濟利誘，使西班牙議會將普遍管轄權改為本地管轄，遵循了中共釋義的普遍管轄權，即在司法領域推行主權至上並對國家領導人實行赦免。
喚醒國際對維族與突厥穆斯林的注意
近年來，國際刑事法院啟動對政府暴行的調查愈加困難。例如，雖然印尼結束軍事政權統治並開始普選已經超過二十年，但軍方仍然阻礙對1965-6年大屠殺進行司法調查。印尼民間社會和流亡社區經過長時間推動，終於於2014年在海牙成立了國際人民法庭，調查印尼軍政府時期所犯罪行。海外法輪功修煉者和維吾爾流亡者也以此為模式，推動了2018年在倫敦成立中國法庭，調查中國器官移植問題。經過一年半的聽證和調查，法庭裁定：中國政府強制器官移植罪名成立；要求國際法院或聯合國調查和訴訟責任人依照《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檢驗是否在中國正在發生族群滅絕。
人類從上世紀開始經歷了數十次大規模的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但集體良知和行動能力依然有限。本世紀最大集中營關押了上百萬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他們被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遍及世界包括民主國家。6月10日，英國政府拒絕了議會商業、能源和工業戰略委員會提出防止英國公司以維吾爾人強迫勞動製造的產品牟利的建議，這表明不少民主國家政府仍然以商業利益為優先。
維吾爾法庭雖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是這個法庭的意義這恰恰在於激發全球公眾追求真相和公正。這個法庭首次集中了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所遭受迫害的第一手證據，包括教育集中營的倖存者和集中營被關押者家人的證詞。在人權組織的報告中或媒體報導中也涉及部分證詞。維吾爾轉型正義資料庫和新疆受害者資料庫中也可以查找受害者的基本資訊。但是法庭證人的第一手資料尤其重要，特別是這些證人不僅包括了教育集中營的倖存者和他們的家人，而且也包括了執行強制計劃生育的醫生和參與逮捕維吾爾人前中國員警，學者對在新疆政策、實踐及後果的分析揭示了中國政府的意圖。中國政府以「反恐」和「去極端化」名義的拘押、剝奪宗教和文化身份、毀壞清真寺和墓地、強迫勞動、阻止婦女懷孕和強制脫胎，證詞深刻揭示了國際社會對當下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處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維吾爾法庭將吸引全球公開討論，激發國際公眾的良知，使國際社會開始有實質意義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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