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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政權來自安倍等派閥大老
新任日本自民黨總裁及首相岸田文雄，首先於9月29日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勝選為第27任總裁，嗣後於10月4日的臨時國會中被指名為伊藤博文以來的第100任首相，於焉岸田政權正式展開。岸田氏之所以在自民黨總裁一役中，擊敗了初期選情看好及擁有較高民意支持的河野太郎，主要在於安倍氏靈活操作選舉制度的巧門，以及有效「合縱連橫」黨內保守勢力，複製 2012 年對石破氏的第二輪逆轉勝的經驗；亦即先行推出高市早苗及野田聖子瓜分河野氏的選票，確保無人能在第一輪選舉無法過半後，嗣第二輪岸田氏與河野氏的對決，將原本支持高市氏及野田氏的選票全部轉為支持岸田氏，最後在綿密的「河野包圍網」權謀下獲得勝選。顯見，在2020年9月以後不再是首相的安倍，並無自此退出日本政壇，而是以「大御所」(おおごしょ)之姿操縱菅義偉後，再行推出岸田氏，以為自家派閥鞏固執政而鑿鑿有據。
岸田延續安菅「親美友台抗中」路線
岸田首相勝選主因在於派閥大力支持與選舉策略奏效，同時符合黨內派閥及美國利益的政治立場也是重要的因素，咸信岸田首相執政後，在安倍大老及美國的指導之下，內政和外交上將走安全與穩健的路線，包括在內政上會加強防疫和經濟振興工作，外交上會延續安菅政權的「親美友台抗中」路線，所以將在堅實的美日同盟基礎之下，持續配合美國以「結盟、制裁、武器」等外交手段對中國進行「圍堵與對抗」，同時也會加強日台的地緣依存關係，以符合當前日本國家安全利益。而究岸田氏於勝選後的主要黨政人事安排，除了論功行賞並兼顧派系平衡之外，自民黨的副總裁麻生太郎，黨四役為幹事長甘利明、政調會長高市早苗、總務會長福田達夫、選舉對策委員長遠藤利明，內閣名單中的防衛大臣岸信夫及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均獲得留任)，上揭人士除與安倍氏關係密切外，並同具「親美友台抗中」的路線。
日本始終堅定追隨美國
岸田政權如何長治久安，當然需要黨內派閥安倍等大老的持續支持，而來自外部的美國力挺也相當重要，原因在於「美日同盟是日本永續生存與發展的基石」。所以在這個日本二戰以後就律定「唯有通過獲得美國的信任及支持，才能達到日本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的「追隨美國」的不二法則下，戰後日本的歷屆政權從東久邇宮稔彥王政權，到安菅政權，外交政策始終以「強化美日同盟」為首要，當然一切都要以「美國的意志為意志」，舉凡強人政治的安倍晉三任內都沒辦法改變，何況是安倍的繼任者菅義偉及岸田文雄更是無法自主，有如從安倍晉三到菅義偉，日本的外交主旋律都是「親美友台抗中」。
新常態下美日與台灣的關係
如美國學者奧根斯基(A.F.K.Organski)提出的「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指出新崛起的大國，一定不滿既有的霸權國家所主宰的國際秩序，進而加以挑戰，而既有的霸權國家為維持權力與利益，將為之出現衝突，恰與「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相同。所以在「權力轉移」的推波助瀾下，近年來美中衝突日趨白熱化，出自下揭八個引發點：一是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二是2010年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推動的「亞洲再平衡戰略」；三是2013年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四是2015年中國公布的「中國製造2025方案」；五是2018年美國前總統川普推動的「印太戰略」正式成形；六是2018年美國前總統川普開打的「中美貿易戰」；七是2020年美國前總統川普簽署的「台北法案」及多次重要「對台軍售案」；八是2021年美國現任總統拜登的「聯合盟友反制中國」的軍事外交安全戰略。因此可以看出，中國已被美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後，即積極透過組建印太戰略聯盟體系，加強美日同盟力度，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及科技戰，以及強化台灣作為抵銷中國實力的地位；尤其是美中衝擊之間最敏感的「地緣戰略槓桿」，莫過於作為美國戰略資源與工具的台灣牌，所以「地緣」讓台灣被捲入美日同盟與中國博弈的戰局之中。
美日對台灣「兩顆石頭」的地緣戰略需求
美日同盟之所以會這麼重視台海和平穩定與區域安全，當然是台灣有著位居第一島鏈核心及印太戰略關鍵節點的「地緣政治」優勢，而且這個優勢是受印太戰略的「戰略需求托舉」所造成，而且台灣刻正遭受到中國嚴重的軍事威脅有關。若以「地緣政治」視角來看台灣，台灣猶如可彈性變化的「兩顆石頭」：一是「墊腳石」，一旦台灣被中國併吞，台灣將成為中國的「墊腳石」，如此中國海軍將可自由進出西太平洋及南海，整個印太同盟勢亦將瓦解；且因為有新的中國海洋強權誕生，國際及海洋秩序將因此而重建。二是「絆腳石」，若台灣成為美日台的三角同盟關係，則台灣將成為中國的「絆腳石」，當可更大發揮位處第一島鏈的核心關鍵角色，既能有效扼制中國的海上運輸生命線，也威脅到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安全，並制約中國藍水海軍的發展。
影響台日關係的中國因素
隨著中國近年來的「大國崛起」，企圖以「中國夢」之名，「建立全球霸權」之實，尤其是2 月1日實施的海警法已嚴重危及日本從東海、台海到南海的海上生命線，日本當然會以「主權國安需要，聯美反制中國」，也才有3月16日的「美日2加2會談」、4月16日的「美日高峰會」，6月12日的「七國集團峰會」等多次與美國提出「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而日本長期的美中關係靈活的「安全靠美、經濟靠中」的「彈性戰略」，如今面臨國家安全與利益受到中國威脅時，當然會產生「衣尾效應」（Coattail Effect），更需緊靠著美國絕對優勢的軍事、科技與經援的撐腰，益加堅定的「隨美抗中」路線。
中國當前如何因應美日同盟的「戰略遏制」，自然會如法炮製「戰略圍堵」以為反制：一則是深化與俄羅斯戰略夥伴關係，二則是操弄其附屬國北韓的核武威懾，瓦解美日韓的戰略合作，三則是積極佈署對美日同盟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軍事動員，利用在台海操作軍機擾台等「灰色地帶戰略」壓力，嚇阻與反制美日介入台海。四則是，利用東協國家與美國的矛盾，並藉由「一帶一路」、「南海行為準則」及「建設軍事管控能力」等策略，來拉攏同東協的政經與軍事等方面交流合作，企圖突破印太盟國在南海的勢力包圍。
然而當前美國具有完全制勝中國的政經與軍事實力，加上中俄矛盾仍然存在、日台圍堵堅如磐石、南海諸國各有盤算等情況之下，中國甚難突破美日同盟的防線，最後中國只能被迫低頭與美日開展「接觸、妥協、對話、合作」等作為。這就是19世紀的英國首相巴麥尊（Lord Palmerston）所說的：「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所以台灣應隨時密切關注美日中之間「圍堵中有接觸，對抗中有對話」可能造成的情勢逆轉，俾利及早因應。
台灣因應的戰略行動
對於中國而言，台灣不僅是主權的核心問題，也是能否成為海洋大國的戰略問題；而對美日而言，台灣是攸關印太安全與利益的最前哨，也是美中博弈的「海權競爭」關鍵節點。處在兩大勢力之間的台灣，戰略行動的選擇上在當前也就格外重要。所以台灣則需審時度勢地運用「地緣戰略」的優勢，順勢的「借力使力」與美日同盟發展緊密的政經與軍事合作關係，並積極的「自助人助」強化己身的軍事防衛與經貿科技等硬實力，以及民主價值的軟實力為後盾。嗣後藉由與美日同盟建立緊密的安保關係後，經由美日的連結到印太與歐洲區域；並謀求在「和平對等」的基礎上，與中國進行「民主對話」，才能有效呼應與體現美日主導的「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鼓勵和平解決兩岸議題」行動方案，確保台灣的永續生存發展。
延伸閱讀
新首相新思維(一) 岸田政權下的台日關係發展
新首相新思維(三) 台日關係未來發展的關注與建言
新首相新思維(四) 重視經濟安全保障的岸田內閣
新首相新思維(五) 展望岸田文雄新內閣治下的日本政治情勢
新首相新思維(六) 日本未來政經發展 第三次安倍政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