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日本學者的《日本人的中國認識》
福岡愛子博士是一位社會學家、翻譯家。代表著作有《文化大革命的記憶與忘卻》（新曜社2008年）、《日本人的文革認識》（新曜社2014年），翻譯過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的《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遺產》。
她的文論分作以下幾個部分：
1：日本的報紙是如何傳播文革消息的？
主要以《朝日新聞》與《產經新聞》為研究對象。儘管中日建交之前關於中國的信息極為有限，但是在經濟、文化方面，雙方都在探索多樣的交流。1950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一年，就成立了日中友好協會；1964年雙方互設貿易聯絡事務所，以此為契機開始兩國記者交換協定，日本的大媒體《朝日新聞》、《產經新聞》等派出九名記者駐北京。《十六條》發表後，兩報都做了詳細的報導，不久中共領導人被揪出批鬥，大字報出現，各地爆發文革，《朝日》以革命性與公社理念為重點，而《產經》則以權力鬥爭為重點。1967年初的一個月，兩報各自報導文革的消息竟有300條。
1967年9月，《產經》北京支局長以及其他報紙一共三名記者被驅逐出中國之後，兩報報導內容差異性越來越大。
實際上，到1970年秋，日本記者只剩下《朝日》的秋岡家榮一人。
2：戰前·戰中一代的政治性文革認識
《朝日》北京特派員秋岡家榮，戰前曾赴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留學，並經歷陸軍嚴酷的軍隊生活。戰後進入《朝日》，曾任印度、越南特派員。1967年赴北京。
但他首先報導出來的不是文革武鬥的悲慘，而是「清一色的毛澤東思想的北京，從容自如」。1968年北京只有三名日本記者，秋岡的《在北京見到的文革實況》卻是時隔24年訪華的感慨：「曾讓中國人受苦的日軍早已不復存在，中國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公」以及「五星紅旗高高飄揚，勝利歌聲到處嘹亮」。林彪事件後，儘管《朝日》國際版刊載了外電的消息，秋岡已從中國高層以及其他國家的記者口中得知消息，卻直到1972年中共承認這件事為止，秋岡一直迴避報導，此事件成為《朝日》的硬傷。因為此時正值中日邦交恢復之前，秋岡領會了中共之意圖，即「不要報導」。
自民黨議員宇都宮德馬的個人史。
宇都宮出生於明治的軍人家庭，但沒有走職業軍人的道路。在馬克思主義盛行的大正時代，畢業於舊制水戶高中與京都帝國大學，期間成為馬克思主義信徒並親聆河上肇的社會思想指導，昭和時期遭遇思想彈壓。（因反對治安維持法而被捕入獄。-筆者） 戰後成為自由保守派政治家，1950年以自由黨議員當選。開始他認為「新中國」是個「麻煩的鄰居，主張對美單獨講和。1955年保守派聯合成立自民黨，確立55體制。岸信介政權下，日中貿易協定的簽訂出現難局時，他率團訪華，為兩國之間理解而努力。他認識到美國的對華政策必將影響日中關係，他與自民黨內親華派聯手對抗「親台派」，文革後也未改變立場，他高度評價文革的反官僚主義，反學術權威。文革期間訪華，被紅衛兵的純粹與理論感動，回國後在各大學演講，並呼籲不要將文革作為攻擊中國的材料。他以日中戰爭的處理和恢復兩國邦交為前提，以政治性來認識文革。
3：日中友好運動中的文革認識
以K的個人史為例。
K在戰前接受的是日本神國「萬世一系」、天皇為「現人神」的教育，曾憧憬海軍。她嫁給了一位日共黨員。婚後丈夫帶回一本關於日軍「三光作戰」的書，開始了解日本侵華實態。義憤與贖罪意識促發她開始關注日中關係。她的丈夫在日中友好協會工作，她也加入了這個會。當時獲得中國信息的主要來源是北京發行的三本日文版宣傳刊物：《北京週報》、《人民中國》、《中國畫報》。
日中兩共黨分道揚鑣之時，友好協會正在籌備第二屆中日青年友好交流會。但此時日共下令不讀、不傳、不聽（北京放送）。K醉心於毛的消滅三大差別等理論，認為通過工會活動可以實現貧富格差、男女平等。
不久，日中兩國的友好協會發表「友好聲明」，就評價「文革與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時，日方的友好協會內部發生分裂。K的丈夫被日共除名，以後他進入親華派成立「正統派日中友協」，這個協會日漸政治化、過激化。不久，由於文革的直接影響，發生「善鄰會館事件」，日共派與反日共派發生暴力衝突。
但「正統派」內又發生分裂，「造反有理」的過激派，打倒「正統派」內的當權派，衝入本部正在進行的會議搞大批判。1970年，周恩來親自出面調解。
4：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中歸聯）
戰敗後，被送到西伯利亞的日軍俘虜中的一部分被移送到撫順戰犯收容所接受「思想教育」，認識到自己是戰爭的加害者後，對中國的認識「煥然一新」。他們全部被免於起訴。
1956年分作三批陸續回國。第一批一踏上日本的故土（舞鶴港），就表明今後的人生獻給日中友好事業。1957年，他們成立「中歸聯」，同年出版證言集《三光-日本人在中國的戰爭犯罪告白》。
本文以E的個人史為例。
E在撫順戰犯收容所裡深感中共對戰俘的寬大，認識到中共理論的「民主」之先見性。但E在日本受到部分人的攻擊。《三光》被看作是自虐史觀，經中共「洗腦」的人不值得信任。這使得E更加認為中國人比大和民族要優秀得多。
日共以及日中友好協會分裂之後，「正統派」要求「中歸聯」表態。「中歸聯」成立十年後，圍繞補償等問題，政治性強的會員與重實利的會員之間的對立日漸表面化。
今天看來，「日共派」對文革的不合理的把握是正確的。但E卻對「正統派」近乎信仰的純粹性共鳴，那就是「毛澤東指導下發動的文革不會有錯」。
儘管會員之間發生對立，但二十年後的「中歸聯」實現了再統合。這是日本圍繞文革分裂的諸團體中唯一的一個分而又合的團體。2002年「中歸聯」解散，以「撫順奇蹟繼承會」再生，有年輕人加入，該會持續至今。
5：作為理論·思想的文革認識
以中國研究者新島淳良為例。
戰後關於中國信息困乏的時代，1946年成立的中國研究所聚集了一批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他們積極著文論說。其中一位是新島淳良。
新島自稱戰前是「天皇制的擁護者」，在舊制「一高」迎來戰敗。他對新革命風範的「整頓三風」深感共鳴，「立即被洗腦，成為毛澤東的信徒」。
1967年初，他在「公社論」刊登於《朝日》，在NHK的新春討論會上，新島指出「中國正朝公社的方向發展」。不久，上海發生「一月風暴」，二月傳來成立「上海公社」的消息。新島似乎一語中的。但造反派奪權之後，更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之後毛以抓革命與生產為名而鎮壓底層勞動者與紅衛兵的全國性組織，但新島卻寫文章讚揚「中國一貫朝著馬列主義的公社道路前進，實行人民大眾專政，貨真實價的公社國家，正在形成無產階級民主主義」。
1968年世界發生大變動，影響到日本的文革討論。這年的4月，毛發表《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聲明》。新島認為黑人鬥爭是是世界革命的重要部分，從「世界革命」的高揚這一角度，關注法國的「五月革命」，那麼，當下的文革，就是消滅資本主義以及「三大差別」的「不斷革命」，中國正在實行一場作為世界革命根據地的「巨大實驗」。
實際上，新島在訪華期間已經多次見聞文革的悲慘，他感到這場革命已將個人的尊嚴革得片甲不留，革了同志的命，與自己憧憬的「整頓三風」背道而馳。
但新島還是硬著頭皮擁護文革，與「反華勢力」決戰，仿佛他的背後有一個聲音在喊，「我就是狂信的中國支持者，要加油跟他們論戰」。
1968年，他在一番自我批評與辨白之後退出中國研究，赴「日本代表性的公社·山岸會」展開自己的實踐。
1983年，新島以「以最苦澀的回憶，扔掉對毛澤東的幻想」，公開批判中國的權威主義。
6：戰後一代的革命繼承者
介紹的是西園寺公一的大兒子西園寺一晃。
（一晃先生無論中共如何跌宕起伏，他都能把握潮流，與時共進，至今擁護中共初心不改。-筆者）
1962年，毛澤東向「日本勞動人民發表重要題詞」：「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這條「重要題詞」時隔6年後的1968年元月才正式發表。圖片出自筆者保存。
7：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與文革認識
以1965年訪華學生參觀團為母體，成立了「齊了會」，至1972年恢復邦交為止，有785名青年經由香港北上，約三週的日程中，訪問革命聖地，「活學活用」毛思想。青年們對中國人眼中的光輝，留下難忘的回憶。
一位訪華的大學生O因中國放棄戰爭賠償，日本的經濟發展與 「物質豐富而羞愧」。
反越戰，使得青年們由受害意識轉為加害意識。這種贖罪意識，決定了戰中出生的一代的對華認識以及文革認識。
8：學運中的毛主義者
日共自1955年放棄武裝鬥爭以來，不滿黨領導的黨員們於1958年在黨內成立「共產主義同盟」。經過60年安保運動，各派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日本的毛主義者成立ML派。
以在「善鄰會館事件」中，支援華僑學生的學社同ML派為中心，結成日中青年學生共鬥會議，1967年發表聲明，依據馬列毛思想建設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1968年日本的馬列主義者同盟-ML派正式成立。提倡「人民武裝」，照搬文革大批判，1972年，事實上解散。
這個派中也有人為解決日本的農民問題而學習毛思想。相比於日共左派強烈支持文革與重視勞農戰線，學生中的ML派更傾向於政治鬥爭與爭奪領導權。
新左翼各派中，ML派的極端暴力主義與理論殘存於人們的記憶之中。聯合赤軍的首謀者受毛思想影響很深，但也有人指出他們只是在軍事上與毛思想的「野合性」。
參加毛思想學習會的人從不同的側面來領會文革精神，其影響力深遠。
以一橋大學的學生H為例。
H學習中國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書籍，也參加過1968年學生訪華團，被「為人民服務」、知青的下放運動吸引，為向人民學習改造自己的思想，他選擇下放到三里塚。1969年以來，他模仿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方式，調查該地農民的經濟與農業狀況，至今幾十年過去，他矢志不移，仍然反對建設空港的科學主義、開發主義，推行有機農業。
援農隊的先輩T，是發起早稻田大學「全共鬥」的一位學生，作為亞非人民團結組織成員參加1967年訪華團之後，第二年就奔赴三里塚。以文革中強調的 「國際精神」、「頑強戰鬥」為精神支柱，一生都在三里塚從事農業與抗爭生活。
當今關於毛澤東支持東南亞各國的左翼游擊隊，甚至向南美伸出援助的手，大量對外輸出《毛語錄》，向世界輸出中國革命等等，這方面的言論根深蒂固。
但在日本，親華派中的革命集團，與中國的意圖相反，出現對立·分裂的傾向最為嚴重。
文革中，日本留學生與訪華者，也有曾試圖在中國接受革命教育、軍事訓練的時期，但與此相對，日本也有人唱反調，說照搬硬抄中國革命的方式並不適合日本。好幾位當事人這樣證言。據說這件事報告給毛澤東，毛也認可了。
總之，這些運動，組織上弱小、影響力不廣泛。程書沒有涉及到日本的狀況，也有道理。
但文革中廣為流傳的毛語言，對很多人來說，在情與在理兩方面，在其中國觀與世界觀方面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一點，毋庸置疑。
本拙論，依據拙著，以個人史為研究路徑，對程書試圖作一些補足。
筆者的拙論
最後，本文筆者以《譯者後記》的形式，寫了一篇小論，限於篇幅，只介紹以下幾個小標題：
（1）關於本書的作者。（2）關於《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中國與世界》。（3）世界革命與「國際紅衛兵」。（4）因路線轉換而跌宕。（5）紅衛兵詩歌與世界革命。（6）紅衛兵詩歌中的毛式美學中的暴力性。（7）堅持理想主義的「稀少動物」。（8）中國民眾經歷的世界革命-從礦山生活的體驗與見聞談起。（9）溫故知新-文革再現與一帶一路。（10）再回首日本。（11）結語
筆者曾走訪過新島淳良呆了幾十年的山岸會。新島試圖將文革的「公社論」引入日本，來一場日本文革。他的理論，在當時就遭到中島嶺雄的反對。中島認為中國已成為毛主義下的「兵營國家」。新島也曾為早稻田大學教授，對學運與新左翼影響不小。筆者拙文刊載於《記憶》，請參考。另外。竹內實先生生前曾受北京某出版社的拜託，請我和朋友翻譯新島等人的文章，結果翻譯出來後被告知出版擱淺。
程書原為宋永毅先生主編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系列中的一本。宋先生開明道義其宗旨是「突破資訊封鎖、推動民主變革、促進族群和解、建立憲政民主」。
這也是日中良識者的共同心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