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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中共公佈了五天前在19大6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三次決議》或決議）。這份決議羅列了中共百年各個時期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毛澤東在1937年發表的《矛盾論》中提出的。文中提到：「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掌握中共話語體系的關鍵所在。辨析本次決議中列舉的不同時期的「主要矛盾」的變化，有利於認清中共的本質及其統治下人民的真正處境，洞察中共對未來的企圖。
《第三次決議》包括序言和七個章節，第一到第四章將中共百年劃為四個時期（1921-49，1949-1976，1978-2011，2012-21），分別作出定性描述。第五、六章分別總結中共的「歷史意義」和「歷史經驗」，第七章提出中共的下一個百年目標。
1921-49年奪權時期
決議的第一章描述從1921至1949年的28年，稱這個時期的主要矛盾有兩個，一個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另一個是「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中共成立後，一直接受蘇聯援助，支持蘇聯與中國的不平等關係，發動「武裝保護蘇聯」，維持蘇聯在中東鐵路的特權。 「反帝」和「反封建」是中共對五四運動的肢解。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目標是通過人文啟蒙、科學訓練培養獨立思考，擺脫愚昧，結束各種形式的專制並實現民主。中共在1927年後以武裝割據形成了專制政權的雛形。決議聲稱在抗戰時期「中日民族矛盾逐漸超越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但中共並不處理這個主要矛盾，而是消極抗日藉此擴大勢力。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已經結束了除與蘇聯以外的主要不平等條約，在民生凋敝的情況下，中共在蘇聯援助下發動內戰，軍事佔領大陸，侵入了藏人、 維吾爾人和其他非漢族的家園，建立了極權帝國。
1949-1976年全面建立極權體制
決議的第二章稱在1956年後「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種陳述掩蓋了在1949年以後形成的新階級關係，中共官僚階層已經完成了以「公有制」為名的大規模掠奪，壟斷了資本和資源，成為了新的統治和剝削階級;以擴大的社會分層分而治之，使人民淪為處於不同社會階層的被壓迫和被剝削階級，更加困難聯合反抗暴政。「反右」運動不是「擴大化」問題，而是中共迫害反抗專制爭取表達自由和民主的知識人士。中共和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進一步榨取人民的勞動成果，文革是中共黨內權力惡鬥並建立對毛個人獨裁的過程。決議將毛時代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洗白為「錯誤」，避免人民質疑中共權力的合法性。
1978-2011年極權的對外尋租和擴張
決議的第三章稱這個時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以轉移人民對毛時代普遍貧窮的不滿 。落後的社會生產恰恰是中共壓制人創造能力的後果。這個階段間歇性放鬆經濟控制的主要目的是維護中共竊取的權力，中共太子黨和官僚利用尋租地位與其裙帶者和利益集團可以先富起來。毛和鄧主要在經濟方面的不同是極權帝國的一體兩面，「放管結合」都服務於維護和擴張中共黨國體制和組織化。因此第三次決議並不是許多媒體所報導的「捧毛抑鄧」。
1989年民主運動是多個社會階層和民族共同反抗中共專制，爭取民主和人權的自我解放運動，全面揭示了中共統治以來的主要矛盾和人民的根本任務。這可以解釋為何第三次決議繼續維護鄧小平六四屠殺的結論。此外，這次決議過濾了鄧、江、胡時期的大量人禍的民間記錄：強制計劃生育導致大量死亡，血漿經濟導致上百萬人感染愛滋病，壓制結社自由包括鎮壓民主黨和法輪功，強征強拆導致少數民族和社會底層長期貧困，隱瞞非典疫情（SARS）導致在二十多個國家傳播，豆腐渣校舍在川震中使數千兒童死亡，層出不窮的食品和疫苗醜聞致死致殘，發展模式導致許多地區的環境災難。這些災難都沒有獨立機制問責，中共專制是其根源。
2012-21年極權天下時期
如果說《第三次決議》對前三個時期「主要矛盾」的界定是沿襲前兩個決議對各自以往歷史的蓋棺定論，那麼決議的第四章宣稱當前是「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則是習近平時代的新話語。但這種「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恰恰是由於專制體制下的發展模式造成的。城鄉差距、城市分級、貧富懸殊、沿海與內地的發展失衡、漢族地區與其他民族之間日益增加的等級鴻溝等等，其背後的原因不是「不平衡」，而是不平等。由於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所以絕大多數人的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社會經濟權利等才會被剝奪。
決議宣揚「江山就是人民」、「堅持為人民執政」，這恰恰暴露了中共執政以來從未經過人民普選的授權。習近平上台以來對公民運動、女權運動、香港民主和自決運動、藏人、維吾爾人爭取自決權利的鎮壓；壓制新冠疫情的吹哨醫生和公民記者，使疫情向全球擴散使五百多萬人死亡，這些都暴露了什麼是當下中共統治下的主要矛盾 ，也就是中共專制與人民的「分割」與「對立」，而造成這種「分割 」與「對立」的正是中共本身。
《第三次決議》以空洞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使民主虛幻，多次重複「堅持黨的領導」、中共的「 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充分暴露了中共政權的本質，強迫人民接受中共的非法領導。決議中的「集中」就是集權和極權，「幸福」就是人禍，「偉大復興 」 就是專制升級和擴張。決議虛構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和「全面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教學 」是強制實施全面漢化殖民政策的說辭。
極權的現在：控制過去掌握未來
中共建黨百年內一共制訂了三份歷史決議。第一次決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制定於1945年，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決議的制定為毛澤東建立法統和正統地位，為不久的內戰和奪取政權製造正當性。第二次決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制定於1981年，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已經清洗了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奪取了最高權力，決議為繼續鄧小平掌權提供了合法性。《第三次決議》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為習近平終身執政製造正當性。
第三次決議第四到至七章以黨國發展模式編造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廣其發展模式，挾環境問題以令天下，以「共同發展和繁榮」網羅中共的全球利益集團，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包裝極權意識形態。在這次決議中的「完全統一」是未來企圖佔領臺灣的修辭，以黨國「利益至上」、「強國強軍」的「三步走」戰略揭示了中共企圖將整個世界納入極權天下。
決議多次提及中共和人民的關係，從中可以觀察中共最擔心的是人民的覺醒。百年以來一直不變的主要矛盾是中共專制和極權升級與人民爭取民主和自決以及爭取人的生存和尊嚴之間的矛盾，大一統的黨天下與各族群人民的平等與自由之間的矛盾，父權特權與女權平權之間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