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八九系列》學生撤離隊伍沿途哭訴六部口慘案 - 新聞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七時左右，在六部口被坦克沖散的學生撤離隊伍經過重整後，繼續沿著西長安街向西前行，很快就到了西單路口，北拐轉入西單大街，然後又轉向進入新街口。

一路上，我和許多學生紛紛向沿途的民眾哭訴坦克在六部口追軋學生撤離隊伍慘案的經過，聽者大都傷心欲絕，淚如雨下。大家一路走，一路哭訴，反複不斷地哭訴，聲音嘶啞了，眼淚也快流盡了，個個就像魯迅先生小說《祝福》中的主要人物祥林嫂一樣。我和許多學生反複呼喊著那輛追軋學生撤離隊伍的坦克編號「106」，提醒其他學生和沿途的民眾千萬要記住這輛坦克。

當時，我與所有經曆了六部口慘案的學生一樣，悲傷和憤怒無法以筆墨來形容，心中有一個強烈的想法：如果手中有一顆原子彈，我願意與中南海裏那些屠殺事件的決策者以及解放軍戒嚴部隊那群畜生同歸於盡。

學生撤離隊伍經過西單路口的時候，我看到了焚燒後的公共汽車殘骸，四處散落的磚頭石塊，許多觸目驚心的血跡，仿佛置身於經曆過激烈戰鬥後的戰場。後來我知道，六月四日淩晨，在西單路口，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第38集團軍官兵開槍掃射，民眾和學生傷亡慘重。

西長安街的西單大街與東長安街的王府井大街一樣，當年是中國著名的繁華商業大街，道路兩旁商店林立，盡管北京經曆了一整夜的血腥鎮壓事件，民眾和學生們憤怒不已，但西單大街的商店卻都完好無缺，不要說沒有遭到焚燒搶劫，就連門窗玻璃也沒有被砸破一塊，這足以反映北京民眾和學生的理性和克制。

學生撤離隊伍進入西單大街以後，道路兩邊集結的民眾越來越多，情緒也比較激烈，紛紛痛斥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屠殺暴行，同時熱情地贊頌和鼓勵學生。一些憤怒的學生扯下了西單大街兩旁建築物上懸掛的中國官方的宣傳橫幅，諸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之類。學生們最痛恨的橫幅，就是寫著解放軍戒嚴部隊一再宣傳的口號：「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青年學生」，因為血腥屠殺北京民眾和學生的正是高喊著這些口號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

到了新街口，學生撤離隊伍分為兩路大軍，各自繼續返回自己的校園。一路大軍以北京師範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為主，其中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地質學院、北京醫學院、北京郵電學院（後改為北京郵電大學）、北京語言學院（後改為北京語言大學）等學校，繼續往北去。另一路大軍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為主，其中包括北京外交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後改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農業大學、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央民族學院（後改為中央民族大學）、北京工業學院等學校，轉而往東去。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李錄、封從德等人行走在往東去的學生隊伍前列。

就在兩路大軍分手之際，我意外地遇見了我的溫州同鄉、北京大學哲學系倫理學教研室的青年教師孫永平，沒想到他也一直堅守在天安門廣場，與學生們生死相依。在這種情景下重逢，不能不讓人百感交集，我們兩個人臉上的淚痕尚未消失，淚水又湧出了眼眶。

我和孫永平都是北京大學一九八三級的碩士研究生，當年同住在第三十四號學生宿舍樓的二樓。孫永平的一支腳有殘疾，走路一拐一瘸的，在被迫撤離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又將鞋子擠丟了，此時走起路來就顯得更為艱難了，很難想像他是如何花費幾個小時赤腳走回北京大學校園的。事後只要回想起孫永平光著腳板艱難行走的情形，我就感到非常難過，總是會在心裏狠狠地責怪自己，為什麼當時沒有想到將自己的鞋子脫下來給他。我難道真的是因為極度的悲傷和憤怒而失去了正常的思維能力了嗎？

在新街口，發生了一段令我難忘的小插曲，那位在六月三日下午從中國政法大學校園出發前曾與女友道別的特別糾察隊隊員（我記得應該是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系的學生甄頌育），遇上了在屠殺發生後通宵達旦尋找等待他的女友，淚流滿面的姑娘小鳥似地飛撲上去，倆人在大街上當眾緊緊相擁親吻，以中國人罕見的方式慶賀劫後重逢。

在為他倆慶幸的同時，我不禁想起那些已經長眠在天安門廣場和西長安街等地的學生，他們正值青春年華，前景無限美好，本來可以成為優秀的教師、科學家、工程師、作家，可以成為好丈夫、好妻子、好父親、好母親以至於好爺爺、好奶奶，然而，為了民主和自由的事業，他們獻出了年輕而寶貴的生命。想到此，歌曲《血染的風采》的旋律在腦海中回旋，我情不自禁地帶頭唱起了這首悲壯的歌曲：

也許我告別，

將不再回來，

你是否理解，

你是否明白；

也許我倒下，

將不再起來，

你是否還要永久地期待；

也許我的眼睛，

再不能睜開，

你是否理解，

我沉默的情懷；

也許我長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