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中共建政後通過七十年外交戰略達到的國家戰略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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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外交史第一階段：1950年代親蘇反美，選邊站隊共產陣營

1949年中共在内戰勝利在望之際，就開始確定了親蘇疏美的外交格局。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國民黨政府離開南京遷往廣州之後，就不再跟隨國民黨政府南遷，而是在南京等待與中共解放軍接洽會晤，當時的美國政府是有意抛棄國民黨政府轉而承認共產黨政府。但是，毛澤東的那篇《別了，司徒雷登》宣告了即將執政的共產黨中國要與美國徹底分手。作爲已經勝券在握的中共決策者來説，它完全可以繼承國民黨前政府的外交政策，即：繼續與美蘇兩個大國同時維持友好關係。這樣更顯得中國外交路線的獨立自主，從長遠來講也更符合中國的利益。但是毛澤東卻偏偏選擇了一邊倒的外交路綫。毛澤東爲何不採取不偏不倚的中立外交路綫，而是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呢？一個原因是，因爲中共歷史上與共產國際和蘇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中共的生存與壯大離不開蘇聯的支持，中共執政之後，加入以蘇聯爲首的共產陣營也就順理成章；我個人認爲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毛澤東之所以採取親蘇反美的外交路綫，其背景可以追溯到自鴉片戰爭以來，從晚清、民國的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直到中共建政的各個時代的中國爲政者們，為改變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劣勢，都懷有復興大中華帝國的夢想，這個夢想延綿了幾代人，今天習近平提出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口號就是這個夢想的體現。

1949年對即將主導中國政壇並力圖改變中國落後現狀，特別是希望迅速發展工業化的中共決策人來説，仿效蘇聯建國模式是實現這個目標的一條捷徑。因爲蘇聯在世界並非是老牌傳統的工業國家，而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但是，在蘇聯布爾什維克政權建政之後的20餘年，通過以國家機器强化「要大炮不要黃油」的重工業畸形發展，在二戰之前將蘇聯發展成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工業化國家，並以此為實力取得了二戰的勝利。這對中共領導人來説無疑有著很大的吸引力。這是爲何以毛澤東爲首的共產黨決策者在即將取得政權之際，毫不猶豫地確定了親蘇反美的外交路線的根本動機。

雖然中共對蘇聯示好，但當時在史達林的眼裏，對掌權之後的中共真面目一直存有疑慮。史達林曾經懷疑毛澤東會不會是第二個南斯拉夫的狄托？（現在看來，當時的史達林是有歷史眼光的。只不過他在世的時候，中共還沒有露出它的真面目）1949年12月毛澤東為慶賀史達林70大壽第一次訪問蘇聯時，被史達林冷落了一個月。那次的訪蘇讓毛澤東頗感屈辱。但是後來爆發的韓戰給中共送來一個向史大林遞交「投名狀」的機會，韓戰是東西方冷戰期間的一場爲數不多的熱戰。由於中國參戰，充當了蘇聯在遠東地區與美國對峙的打手，這使中國與美國徹底交惡，斷絕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來往。因此它讓蘇聯對中國放心下來。而反過來中國要求蘇聯給予方方面面的援助時，蘇聯也予以積極的回應。1949年以後，中國在短短幾年之内建立了一套蘇聯模式的國家管理體制，這個管理體制基本上一直延續到今天，這個模式的建立，為後來快速實現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的工業化國家建立了一個强大的國家管理機器，儘管1978年以後歷經國家管理機構的數次革新，但是蘇聯模式的國家主框架依舊沒有改變。從1950年到1960年的10年期間，蘇聯對中國援建了156個工業項目，這些蘇聯援建工業項目初步奠定了中國的工業化基礎，（以前的中國工業基礎是集中在東三省，因爲日本人在那裏進行了長期的經營，而蘇聯的援建項目將中國工業化擴展到全國範圍）。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期間蘇聯提供了中國領導人迫切希望的開發核武器和導彈的技術協助。1949年當中國得知蘇聯成功研製核武器之後，中國馬上就向蘇聯提出了這方面的要求，史達林在世時，蘇聯不願意提供這方面的幫助。史達林去世之後，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共，在這方面對中國逐步放開，最先是以和平利用爲目的，幫助中國建設了核反應堆，繼而又放鬆了對原子彈的技術轉讓。中蘇交惡之後，雖然蘇聯中斷了這項技術援助，但是核反應的前期基礎項目已經做好，中國在此基礎上自己最終完成了核武器的開發。中共對外宣稱中國的核武器靠自力更生。但是中國官方私下承認，如果沒有蘇聯的幫助，中國完全從零做起的話，中國發展核武器的道路將是漫長的，絕不會在短短的十幾年之間就成功開發第一顆原子彈，從而成爲當時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

我們可以做個歷史假設，如果中共建政之後，對蘇美兩國採取對等的中立外交政策的話，那麽蘇聯會不會給予中國這樣大規模的援助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而美國恐怕也要對中國進行長期觀望。因爲當時的中國雖然是個窮國，但卻是一個大國。是否援助這樣不確定的大國，美蘇兩國恐怕都會小心翼翼。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選擇了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戰略，打消了蘇聯對中國的顧慮，使建政不久的中共政權得到了蘇聯的大規模援助。1950年代的10年中蘇蜜月期不但為中國的工業快速發展帶來了莫大的實惠，並在中國建立了一套比1949年之前歷朝歷代都更爲嚴密的强大的國家管控機器，這個强大的國家管控機器直到今天都在為維護中共政權發揮著作用。

中共外交史第二階段：1960年代孤立於世界的反蘇反美

經過了中蘇10年「蜜月期」之後，中蘇開始交惡並在1969年發展到了邊境軍事衝突。我認爲中蘇兩國之間的交惡主要責任在於毛澤東個人。首先，中國在短短的10年之内取得了工業化的一定進展，使得毛澤東的野心開始膨脹，1958年他提出的「超英趕美」、「大躍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口號，表明了他不僅想要超越英美，也想超越蘇聯，自己來當世界的老大。這種野心的外露無疑與共產陣營之主的蘇聯發生了潛在衝突。其次，蘇共二十大對史達林的否定，也影響到了其他共產國家和中國，在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會議也採納了蘇共否定史達林個人崇拜的決議，這無疑碰觸了毛澤東的逆鱗。因爲自延安整風以及中共的七大已經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的不可撼動的地位，而中共八大的決議卻等於對此予以修正，這當然無法令毛澤東接受。這兩個因素促使毛澤東決意向蘇聯發起挑戰，最後甚至不惜與蘇聯翻臉。中蘇公開翻臉始於1960年代初，蘇聯給予中國的經濟援建全部終止，緊接著中蘇又發生了公開論戰。中蘇的論戰不斷升級，最終釀成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以及當年中蘇邊界的多次軍事衝突。在此期間，中蘇兩國外交關係降爲代辦級，蘇聯高層曾計劃以核武器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打擊。我當時在北京上小學，記得那時候到處都在動員挖防空壕，三天兩頭做防空演練。如果那時蘇聯真的要是對中國實施核打擊，我們恐怕早就灰飛煙滅了。珍寶島事件象徵著中蘇對立到達了頂點，這也是因爲中國國内的文革亂局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當然毛澤東也有意利用這個事件將國内矛盾的視線轉移到國外。

現在普遍的説法是，當蘇聯向美國通報了這個計劃之後，是美國阻止了蘇聯對該計劃的實施。但是蘇聯高層決策者也有像總理柯西金這樣較爲理性的人，主張通過談判避免雙方緊張關係的升級。本來中蘇高層之間設有熱線電話，據説蘇聯方面曾經嘗試用電話熱線與中國政府溝通，但是卻遭到中方接線員的粗暴拒絕。1969年9月3日北越領導人胡志明去世，各共黨國家領導人都去河内參加胡志明的葬禮，蘇聯也派總理柯西金去河内參加葬禮，中國的周恩來也去河内參加了葬禮。柯西金原本希望在河内會晤周恩來，但是周恩來卻在他到來之前離開越南回國。於是柯西金通過中國駐越南大使館轉告中國方面希望與周恩來舉行會晤，當周恩來得知此事時，馬上指示中國駐越使館，同意與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晤。那時柯西金的專機已經離開了越南，當柯西金的專機回到了蘇聯境内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別時，得到周恩來的回覆。在與布里茲湼夫溝通之後，柯西金的專機又從杜尚別起飛經伊爾庫斯克飛到北京。在北京機場，周恩來與柯西金舉行了將近四個小時的會談，議題主要是圍繞這兩國邊界問題，就爭議地區舉行談判，控制邊境的軍事衝突，特別是避免動用核武器等問題，經過會談雙方達成了諒解，這多少緩和了當時雙方緊綳的關係。1969年10月中蘇兩國開展了曠日持久、毫無成果的邊界談判（直到30年之後，在江澤民主政下，中俄邊界才最終得以確定）。1970年10月蘇聯駐華新任大使托爾斯季科夫抵達北京，向董必武遞交國書。11月劉新權出任中國駐蘇大使，向蘇聯最高蘇維埃出席團主席波德戈爾内遞交國書，恢復了兩國的大使級外交關係。

但是中蘇兩國的相互敵對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在蘇聯高層看來，中蘇交惡完全是毛澤東個人獨斷專行造成的。1964年10月在赫魯雪夫被罷黜之後，周恩來曾率中共高層代表團訪問莫斯科。在歡迎宴會上，喝的滿臉通紅的蘇聯元帥馬林諾夫斯基向賀龍説：我們把赫魯雪夫搞掉了，你們回去也把毛澤東搞掉。中共代表團爲此提出了抗議，事後蘇聯方面對此表示道歉，並解釋說這是馬林諾夫斯基的醉話，而周恩來卻説這是酒後吐真言。我們從這點可以看出，蘇共高層把毛澤東視爲改善中蘇關係的最大障礙。

但是從中共高層來説，在中共建政之前一直受到以蘇聯爲首的第三國際各方面的援助，在中共建政之後1950年代的中蘇蜜月期，在中共高層領導中產生了不少親蘇派，很多人不願意看到兩國關係緊張。但中國政局往往被領袖個人的性格所左右，我們可以做個大膽的歷史假設，如果中共建政之後，中國政壇不是以毛澤東的個人專斷領導，而是在以周恩來、劉少奇這樣比較務實的傳統共產黨官僚的領導體制之下的話，雖然作爲共產專制下的壓迫人權，鉗制言論自由等現象依然存在，但是像導致3000萬人被餓死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極端的現象或許不會發生。同樣，在與蘇聯的關係方面，很多高層人士認爲中蘇在意識形態上沒有衝突，兩國之間應該繼續保持緊密的結盟關係，而共同的敵人是美國的西方世界。那麽，中國會和其他東歐國家一樣始終保持著與蘇聯結盟的關係。但是毛澤東已經成爲了中國政壇獨一無二的「神」，其他人只得馬首是瞻。無論是中國的内政還是中國的外交都是被毛澤東個人隨心所欲的意念所左右。

蘇聯高層對此心知肚明，因此他們一直等待著改善兩國關係的機會。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時，蘇聯和東歐各國紛紛以共產黨書記的名義給中國發來唁電，而不是以國家政府首腦的名義。這是蘇聯主動向中國提出的示好信號，希望毛澤東以後的中國領導人能對蘇聯關係改弦更張。但是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華國鋒將這些以共產黨書記名義發來的唁電全部退回，以表示繼續奉行毛的反蘇外交路線。在這裏要説明一下，共產國家之間除了有國與國的外交關係之外，還有作爲各自的執政共產黨之間的特殊關係，彼此之間都稱呼對方為「同志」，在中蘇對立期間，中蘇領導人之間不再彼此稱呼「同志」，中蘇兩黨之間也斷絕溝通。

1960年代的文革時期中國不僅與蘇聯爲首的東歐陣營關係緊張升溫，與西方世界也繼續隔絕，儘管在中共建政初期與西方的北歐各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以及1964年與西方陣營的重要國家法國建了外交關係，但是由於中國與西方陣營的老大美國爲敵，和這些西方國家的外交關係並沒有改變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隔絕局面。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國國内掀起的文革狂熱不僅在中國國内氾濫，也波及到了外交領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義和團運動的再版，火燒英國駐北京臨時代辦處事件。因爲香港六七暴動時，港英當局對暴亂者實施了鎮壓。作爲報復，北京當局縱容外交部造反派領袖姚登山率領紅衛兵焚燒了英國駐北京臨時代辦處，這粗暴地踐踏了中國也簽署的《維也納外交公約》。據説事後周恩來出面向英國賠禮道歉，並懲辦了肇事者姚登山。（其實姚登山也是被中共利用的棋子，利用完後便被拋棄。）

我記得文革之後，有一位中國海關官員回顧了文革時期對外國海員的强行洗腦的故事。他説：有一次他們在上海港登上一艘東德籍的貨船進行例行的海關報關。但是在辦理公務之前，卻將全體船員召集到餐廳，硬要他們看當時中國流行的「忠字舞」，這些東德船員們對此固然很厭惡，卻又無可奈何。於是在表演時，船上的女厨師故意將洗碗聲弄得嘩啦啦地作響，表演結束之後，船員們一個個吐舌頭、做鬼臉，表示了一臉不屑。

今天我們看到的中國戰狼外交在文革時期就彰顯的淋漓盡致。那時中國向外界强行灌輸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文革外交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四處樹敵，就連當時的北朝鮮也曾經一度與中國劍拔弩張。文革前期是中共建政之後的外交歷史的最低谷，因爲它不僅繼續使中國絕緣與西方世界，而且中共建政之後建立起來與東方共產陣營的戰略聯盟也幾乎喪失殆盡。

中共外交史第三階段：1970年代閉關鎖國下的聯美反蘇

1969年中蘇衝突達到頂點之後，特別是基於對蘇聯發動核打擊的恐懼，毛澤東感到了外交孤立的困境，為了打破外交孤立，他認爲有必要調整外交政策，必須向西方世界特別是向美國伸出橄欖枝。

對美國來説，美蘇冷戰對峙的主戰場在歐洲。而珍寶島事件使蘇聯不得不將一大部分軍力放到遠東，對蘇聯形成了兩個潛在戰場，這無疑緩解了美國和西歐的壓力。俗話説：敵人的敵人就是盟友。因此，解凍中美關係也符合美國的利益，這個氛圍影響了當時的美國朝野。1969年尼克森總統上臺後，就試圖恢復與中美之間唯一的華沙外交溝通管道，1970年2月中美兩國駐華沙大使進行了接觸。

而中國向美國示好的外交動作始於1970年9月中國邀請旅居瑞士的美國記者，《西行漫記》的作家埃德加·斯諾進行爲期4個月的訪華。因爲斯諾與毛澤東在延安時代就相識，故友相見無話不説。在與斯諾數次的交談中，毛澤東希望斯諾給美國帶話，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森來華訪問。無論是作爲總統也罷，個人也罷，都歡迎他的來訪。1970年10月1日中國國慶節的天安門觀禮臺上，毛澤東與斯諾並排留影，這張照片刊登在12月25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標題是 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這是明顯地向美國發出了和解信號。殊不知，就在幾個月之前，同樣在天安門城樓，毛澤東還召開了聲勢浩大的反美集會，發表了聲援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520聲明》。

1971年2月斯諾回到瑞士之後，先後在義大利的《時代》雜誌和美國《生活》雜誌發表他的訪華報導，這引起了美國政界的注意。緊接著在1971年3月日本名古屋舉辦的第31屆世界兵乓球錦標賽期間，中國選手莊則棟與美國選手格倫·科恩互贈禮品成了新聞話題。中國在文革最動亂的期間，幾乎與世隔絕，參加31屆世錦賽是文革時期中國官方體育代表團第一次邁出國門。爲此，周恩來向參賽的中國運動員指示，要盡量結交國際友人，甚至邀請他們來華訪問。其目在於利用國際體育比賽改變中國的外交孤立。那個年代中國代表團出國訪問，其嚴苛的「外事紀律」讓任何人都不敢越雷池半步。有了周恩來的這個「尚方寶劍」，莊則棟才敢向當時頭號敵人的美國運動員贈送禮物。接下來就開啓了4月份邀請美國球員訪問中國的中美乒乓外交。這一連串的外交活動，終於達成了季辛吉於1971年7月的秘密訪華，為尼克森總統的訪華鋪平了道路。除此之外，1971年10月中國進入聯合國也使中國擺脫了外交孤立局面。

由於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使毛澤東顔面掃地，宣告了文革的破產。因此在中國的文革經過了自1966年至1969年三年最爲動蕩的時期之後，不得不由激進態勢轉爲和緩態勢。1972年2月尼克森的到訪，使得毛澤東從林彪事件的陰影以及外交孤立中得以解脫，據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尼克森的到來，讓毛興奮不已。他開玩笑説：他是和尼克森『吊膀子』」。同年9月中國還和重要鄰國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國對西方世界的交往由此拉開了序幕。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出席中美兩國乒乓球友誼賽。(圖：Public Domain)

隨著和美國關係開始解凍，中美互設聯絡處，後來的美國第41任總統，喬治·布希曾經在1974年10月至1975年12月擔任過北京聯絡處主任。

中國的外交政策在此期間做了重大調整。反美活動大爲收縮，除了在越南戰場和朝鮮半島繼續與北越和北韓保持同調之外，在國際舞臺上幾乎不再進行反美活動。

雖然當時存在以蘇聯爲首的東歐共產國家、巴爾幹共產國家、亞洲的朝鮮、越南以及古巴等共產陣營。但是在當時的中國眼裏，只有巴爾幹地區的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亞洲的北越、北韓這幾個寥寥無幾的國家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其他都是「修正主義國家」。

爲了擴大中國的外交影響力，1970年代中國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即：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是第一世界，東歐、西歐以及亞洲的日本等這些美蘇各自較爲發達的盟國屬於第二世界，而經濟較爲落後的亞洲大部分國家、非洲國家、拉美國家屬於第三世界。中國將自己列爲第三世界。按照這個理論，中國提出了「聯合第三世界（但是中國又把與蘇聯關係密切但與中國關係緊張的印度和蒙古列爲第三世界的『右派』）、爭取第二世界、孤立和打擊特別是重點打擊蘇聯霸權主義」的戰略外交口號。在美中蘇三角關係中，中國仿效二戰時期的反納粹同盟國關係，將自己看作是二戰期間的蘇聯，把蘇聯看作是納粹德國加以反對，把美國看作是反納粹的盟國進行合作。爲此，在當時的國際舞臺上，中國幾乎是與西方世界站在一起處處與蘇聯作對。有時候中國甚至還嫌西方「反蘇火力」不夠猛烈。中日建交之後，中國在很長時間内一直不遺餘力地支持日本對「北方四島」的領土主張，1978年中日兩國簽訂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還特意寫上一個針對蘇聯的「反對霸權主義」的條款。這種全面反蘇的外交戰略貫穿了整個1970年代。

在這段期間，中國增加了與西方世界的交往，當時的媒體幾乎清一色報導與西方世界的政要來訪以及中國代表團出訪西方世界，中國與西方國家也經常進行體育文化交流；反過來與蘇聯陣營除了相互保持的大使級外交關係和必要的貿易來往之外，文化體育和其他方面的交流幾乎爲零。

需要説明的是，雖然這段期間中國外交從過去的反美轉向了聯美，同時也與西方世界保持著一定程度的雙邊文化體育交流，但這也僅限於中國的國際外交層面的有限範圍，並非意味著向西方敞開國門，中國國内社會依然實行的是閉關鎖國政策，國家經濟貧困落後。

從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的三十年，是中共建政史上的毛澤東時代。儘管中共政權在建政後的頭十年中取得了一定的工業化發展，但是由於毛澤東個人的好大喜功和獨斷專行，在後二十年中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和致使成千上萬生靈塗炭的文革大動亂，以至於中共在文革結束時不得不承認，十年的文革浩劫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當時中國的國力與國民生活水平不僅大大落後於美國爲首的西方世界，也落後於蘇聯陣營的東方世界。當時的人們對中國與國際上的落差做了這樣的形象比喻：「社會主義不如修正主義，修正主義不如資本主義」。這個狀況直到毛澤東去世後才得以根本轉變。(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