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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以來，中共以「動態清零」為名，實施任意剝奪基本生存權利的封控措施。 被控封的城市如上海居民敲擊鍋碗瓢盆的抗議，音樂家合奏《你可聽到人民在唱歌》，唱出或放出的《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奴隸們起來」在封控的城區中迴響；5月中下旬，北大學生區實施控封，北大學生深夜聚集抗議拆牆，要求[同住同權]和「行動自由」…這類抗議與1949年以後的民間抗議有何異同？抗議如何轉化為爭取民主和人權的運動？
1. 個人反抗和集會快閃
近三年疫情期間，民間一些個人反抗的表達，與過去民間個體獨立、有批評意識的反抗類似。當封控的白衛兵威脅不配合當局封控的年輕人，「要影響三代」。這位青年平靜回答：「謝謝，我們是最後一代」。警察訓誡一位上海女士轉發微信批評政府的防疫措施，「你轉發之前核實了嗎？」這位女性反問：「你核實了動態清零有科學根據嗎？你們警察沒有腦子，你們一直用監獄來恐嚇市民，讓我進去好了。」還有人質疑：「我們是公民嗎？我們有半張選票嗎？你們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就可以封門、封樓，使用鐵網囚禁居民，我們不如國外的貓狗有權利！」
中共建政以來嚴格限制獨立的民間組織。六四屠殺後，中共通過立法直接剝奪了民間獨立的遊行示威權利，定期清除民間獨立交往的平臺、準組織和地下組織。新冠疫情期間，中共當局藉此制訂更嚴厲控制社會的措施，這些措施的目的是增加社會恐懼，預防共同反抗。民間抗爭最初都是個人抵抗。例如，向封控居民送食物和揭露當局暴政的資訊，市民在政府樓前焚燒紙錢悼念在封控下的死難者，駕駛動力翼傘飛躍封控區。這些行動將鼓勵更多的人克服恐懼，實踐個人不服從。
中共70多年的嚴密社會控制和監視，發動自發遊行一直非常困難，遊行往往不能預先組織，只能以突發信號動員集體上街。這次上海市民社區聚集抗議、北大學生聚集推牆與1980年中後期學生自我動員的方式類似。先是幾個學生/市民在宿舍樓和學校/社區中心地點敲擊，呼喊下來遊行或散步，在有幾十人到上百人聚集後，然後在各個宿舍樓中遊行呼喊更多人參與，然後走出校園/社區，遊行到臨近學校/小區動員。
近十年已經少見到前往中心廣場、人大、黨政機關所在地的遊行或靜坐，這與以往的抗議不同。更大的不同是，近年來的抗議很少像1957年高校學生民主運動、1978-81年民主牆、1985-88年學生運動和1989年民主運動中提出的抗議綱領。這四次運動不僅明確提出反對政府的壓制措施，而且有爭取民主和人權的目標，包括公民參與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事務，直接選舉各級領導人和代表，公佈領導人及相關權錢交易人的財產，新聞自由，表達自由和結社自由，取消對和平集會的限制。
2. 抗議如何轉化為運動
快閃集會是衝破極權嚴密控制遊行自由的重要方式，但是不會自動形成反抗專制的民主運動。運動的形成需要同階層的自我組織，並團結其他被壓迫階層、族群和世代，將反應性的抗議轉為運動綱領。這種綱領來源於民間反抗專制的灌輸和塑造，反思自己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培養獨立和自主意識，在獨立交往平臺上辯駁和傳播，這樣才可能從反應性抗議亦即對官方具體措施的反抗，轉化為運動。有遠見的抗議目標和運動綱領源於借鑒和反思以往的抗爭歷史。
2003年後，許多維權活動都是個體或單個議題在同階層的社會動員，而這次疫情中的抗議更多都是被動型抗爭。這種抗議方式往往以非政治化和技術化作為策略，即政治問題法律化，法律問題技術化。這種去政治化和技術化的策略在極少數情況下使個案有「進展」，但這種「進展」是由官方主導。這種「進展」沒有導致任何壓制制度的改變。誇大這種「進展」是缺乏瞭解黨國制度的彈性。在所謂「進展」之後，中共往往實施更嚴厲的防範和鎮壓措施。這種去政治化和技術化是對思維的禁錮，也使民間喪失自主和自我組織的能力，導致社會抗爭的散沙化。
雖然大量的抗議可以消耗政權鎮壓，但是這些抗議並不能自動生成改變體制的持久社會運動，民間抵抗運動是全面抗爭，需要民間全面積累的民間自主思想、探究不同抗爭的方法和聚集動力，使民間社會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獨立於中共專制統治集團的控制。
民間建立主體性的範例是《零八憲章》和新公民運動等。但是這些運動主要成員如劉曉波在監獄中死亡，秦永敏、胡石根、許志永、丁家喜和吳淦等仍在坐牢被迫害。這是中共一貫的鎮壓手段。同時，中共壟斷和操控公共空間和媒體，遮罩民主運動的歷史，使新一代抗爭者缺乏對上一代抗爭經驗和教訓的瞭解。
3.獨立自主的民間社區和社群
民間反抗迫切需要建立跨階層、性別和族裔個體反抗者的交往平臺，共同抗爭。反抗者個人之間需要思想交鋒，建立交往平臺，使更多人加入討論。這是運動思想的重要來源。
中國民間以往大規模運動或革命，都有民刊和物理空間，如有異議政治和文化集會的空間和大字報聚居區。現在線上交流容易，但是更需要重新發現有效的物理交往空間。 組織抗議的概念更需要更新，不是為組織存在而生存，而是變為面向目標的組織活動，這也是1989年民主運動和香港民主運動被鎮壓後的重要經驗。組織不是單向、固定的，而是以目標為導向的多向、靈活、有形或無形的串聯。在一個抗議活動完成後，曾經的網路化為無形，繼續深耕，建立民間自主社區，準備更大規模的運動和革命，最終結束中共和可能的專制變種 ，開始民主化。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