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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新聞、報業在《國安法》之後日漸萎縮，催生更多自發獨立記者繼續為香港而報。前香港電台《鏗鏘集》記者鄭思思日前報導，指香港警察於臨近七一時，開始把《社團條例》套用於小市民的身上，據鄭思思的了解，至少有5個團體的成員在清晨時分被警察上門拍門，發信要求這些小團體也需要按照上述條例申請註冊，同時提交成員名單等資料。但其實這些團體只是一些臉書上面的關注組或基督徒團契等的小規模組織，但現在卻因為警察的這些行動而產生極大恐懼，他們正在面臨要停止運作，甚至導致這些小團體內部出現分化的現象。
2021年7月1日香港職工盟的街站。(圖片來源：香港獨立媒體)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其實筆者自己在反送中或更早之前都曾經成立過或者是參加過這些小團體，而且這些小團體所從事的活動也是跟現在被拍門的團體們非常相似，基本上就是一些自發的派發宣傳單張，辦一些小型的記者會以及集會等等。
按筆者的經驗來看，為什麼他們可以取得資料、直接去這些人的家中派發《通知》，不外兩個途徑：第一，申請舉行集會的必要步驟——「不反對通知書」。自從2019年7月1日攻佔立法會之後，反送中運動開始脫離以往一直的運動主場--港島區，在不同地區例如九龍、北區、西北區通通遍地開花，而這些地區行動更多是以運動素人為首的小團體或地區團體作為主辦單位，當時的這些用作申請活動的資料也是以團體為單位作出申請，因此警察有機會以這些資料作為追蹤這些小團體再作羅織。
第二，一些小型的記者會以及在路邊自發地派發宣傳單張這種小型街站，也是另一個會被警方抄錄個人資料的途徑。筆者以往在旺角行人專用區參與過不少網路團體的街站，大家基本上都是一些有心人而已，但警察也是會在旁觀察，也會向街站的其中一個人去問個人資料；美其名是有什麼需要的時候可以幫忙，實際上就是先紀錄到底是誰在弄這個街站。或許，當天的用途跟今天在《國安法》的背景之下是有所不同的，但就如同接受鄭思思採訪的M先生「在睡夢中被警方的拍門聲叫醒，接到信件後嚇得在床上顫抖並胡思亂想。」一樣，這些個人資料卻變成這些小團體成員的惡夢。
在經歷一個又一個的社會運動循環後，香港再一次進入到另一個社會運動的低潮期。而現在這個時間就是一個必要的時機，去回顧反送中運動中的組織方式為我們帶來什麼，以及在未來中國化或新疆化在香港的發展趨勢之下，香港在面對「被中國化」時必需要了解的問題，參透到一些可以供香港公民社會參考的地方，並在引以為戒的同時，希望大家不要盲目切割。社會運動是以社會為本，把自己切割離開社會在更大的BIG BROTHER面前，只會令自己變得更加渺小。
大家珍重。香港人，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