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五十年——從田中角榮到安倍晉三的中日關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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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之前的中日關係

二戰結束後，1951年《舊金山合約》的簽署標誌著日本重返國際舞臺。當時正值韓戰期間，在中國與美國的全面對抗情況下，日本作爲美國陣營中一員，與中華民國（台灣）維持外交關係長達20年，並未與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

在這長達20年期間，兩國各自加入對壘分明的東西兩大陣營。表面上看，兩國雖然沒有建交，但由於中日兩國所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同源、兩國在近現代史上又有種種恩怨情仇相互交織的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這段時期不可能成爲兩國交往的空白期。兩國的交往體現在多方面上：

政黨方面

中共建政之後，中國政府時刻都通過各方面與日本政界進行接觸。戰後的日本是一個開放的民主社會，日本國內除了執政黨之外，也存在著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其他政黨，比如左翼的日本社會黨和日本共產黨，中間偏右的公明黨。這些政黨的領袖從1950年代至1972年都與中共官方保持著密切關係（日本共產黨在文革期間曾一度與中共決裂，直到1990年代才恢復關係）。除了日本在野黨，中共也向執政的右翼政黨伸出橄欖枝。1955年9月至10月，上林山榮吉率領的日本國會各黨派代表團首次訪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中共甚至向當時的日本首相鳩山一郎發出了訪華邀請。

人脈資源

人脈資源是中國政府與日本社會各界溝通的重要管道。

在中國方面，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文人郭沫若、「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作者田漢、劇作家夏衍、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之子，長年擔任中日友協會長的廖承志、魯迅的弟弟周建人、梁啓超之子梁思成、末代皇帝溥儀（弟媳嵯峨浩是日本皇族出身），他們這些人本身或者其親屬與日本的密切關係可以追朔到20世紀的早期。

在日本方面，著名國際音樂指揮小澤征爾、電影導演山田洋次、電影演員三船敏郎、1979年擔任外務大臣的大來佐武郎、1989年和1991年分別擔任過防務大臣和建設大臣的山崎拓、2010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根岸英一等人，他們都有著在中國出生或幼年時在中國生活的經歷。另外，有很多像井上靖這樣精通中國歷史文化且具有社會影響力的日本名人。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也曾經作爲關東軍的士兵在中國東北服役過兩年。

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大批滯留在東北的日本人包括部分被俘的日本軍人，加入國共內戰的共軍第四野戰軍，他們當中不乏醫生、武器專家以及軍事教官，中共第一代空軍就是由這些日本教官培訓出來的。其中的林彌一郎少校被稱爲「中共空軍之父」。這些日本人的加入，使得第四野戰軍戰力遠遠高於其他野戰軍。1950年代這些曾經在四野服役過的日本人陸續回國後，繼續與曾經一起共事的中共各級軍官保持著密切聯繫。1956年4月中共頒佈了毛澤東簽發的特赦令，將在押的1017名日本戰犯予以特赦；使得原本後半生要在牢獄度過的日本人得以回國與家人團聚。

這些從上層社會到下層社會在中國有過生活經歷的日本人，或多或少對中國有一種自然的親和力，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中共意識形態的同路人，而是在他們身上體現了更注重人際關係的東方傳統文化。

因此，不論是中國方面還是日本方面，這些人脈關係成爲中共影響日本社會各層面的雄厚資源。

經貿往來

1952年到1955年，中日兩國先後簽訂了三個民間貿易協定。在當時，中共爲了在日本商界培植親中派，指定了一些「友好商社」專門從事中日之間的貿易，並根據情況對這些商社予以「特殊照顧」。中共建政後的三十年期間，在與西方世界的經貿來往中，日本一直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由於當時中日兩國沒有邦交，且又處於敵對的陣營，日本政府不允許日本普通民衆去中國和北朝鮮等國，如果違反禁令會遭到處罰。當時中日之間沒有直通航線，日本人必須飛往香港經羅湖口岸入境中國，中國方面爲了給予這些民間人士入境便利，在入境深圳時，將日本人的護照保管起來，另外發放特別通行證，日本人持特別通行證入境之後，可以去當時那些允許外國人出入的內地城市。出境離開羅湖時，中國方面再返還護照，這樣做的目的是爲了不在護照上蓋入境簽章，以此證明此人沒去過中國。不過日本政府對此也是心知肚明，因此睜一眼閉一眼。

當時的中國對外貿易完全是國家壟斷，中共雖然聲稱開展中日兩國之間的民間貿易，可與其説是日中民間貿易，倒不如説是日中民（日本）官（中國）貿易更貼切。因此不難想像，在談生意過程中，日本商人是低三下四，中國官商則頤指氣使。這讓人聯想到了中國古代的朝貢貿易。雖説日本商人在中國官商面前低頭哈腰，卻也賺得盆滿鉢滿。即使到了文革最激進的時期，中國到處瀰漫著批鬥大會、遊街示衆、武鬥衝突的動亂局面，日本商人依然可以前往中國做他們的生意。據説，當時作爲唯一對外貿易窗口的廣交會，中日雙方談生意之前，都要拿出毛澤東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唸上一段，然後再談生意。那時候去中國的日本人幾乎人手一本日文版的小紅書。到了中國，他們不但與中國人一起唸毛語錄，甚至日本人自己也要關起門來學習毛語錄。我過去的同事曾經告訴過我這樣一個趣聞：大約是1968年，一個中小商社代表團在北京逗留期間，有一次準備開會學習毛語錄，沒想到代表團中一個人將毛語錄丟失，惹來全團人的責駡，說他對毛澤東「不敬」，對他開了一場日式批鬥會。

文革時期，作爲大外宣，中國官員在日本人面前說中國的文革這樣好那樣好，日本商人無不應聲附和。這種爲了追逐金錢利益而不惜作賤自己人格的中國商業模式在文革期間的日本商人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可是沒想到這種中國商業模式到了21世紀竟然推廣到了全世界。

其他方面

除了上述幾個層面的交往，文化交流和青年學生交往也是其中一個方面。當時在日本爲數不多卻頗有名氣的屬於左翼的文化藝術團體，比如：松山芭蕾舞團、齒輪座劇團成了中國的座上賓，所謂八個樣板戲之中的舞劇「白毛女」，就是松山芭蕾舞團根據原創話劇，改編創作的芭蕾舞劇，因而受到中國同行的熱捧。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曾經談到過1984年中國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團訪華一事，在這之前，1965年8月中國就邀請了日本青年代表團500人訪華，這500人分別走訪了中國十五個不同城市，中國國內的費用全由中國政府負擔，甚至負擔一半團員的國際差旅費。除此之外，這種類似的交流從1956年到1966年一直不斷地進行，在十年間日本青年團五次訪華，中國青年團兩次訪日。

由以上可以看出，1972年之前的中日關係就具備著相互溝通的社會基礎，而這也被中共所充分利用。在當時中國孤立於以美國爲首的西方世界的情況下，日本成爲了中國撬動西方世界的破口。雖然兩國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存在著鴻溝，但是由於歷史淵源和文化共性，這個鴻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彌補，這是中國與歐美西方各國和日本的最大差異之處。法國早在1964年就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但是建交之後的中法兩國交往，卻遠遠比不上沒有邦交的中日兩國交往。如果沒有美國這塊「天花板」，日本恐怕在1950年代初就與中共建交了。

我們可以誇張地形容：中美之間彼此還在相互敵視的同時，中日之間幾乎穿上了同一條褲子。中國成功地在日美兩國之間打進了楔子，而且中國一直企望以此離間日美兩國，但由於「日美安保條約」將美國和日本綑在一起，因此這段時期的中共黨媒報刊凡是涉及到日本話題，都是千篇一律地描述日本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宣傳報導。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田中角榮首相任期內與中國的建交

二戰結束以來，日本的外交特別是對華外交與美國保持同步，對美國而言日本在亞洲外交戰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美國對日本的「看管」格外嚴厲。雖説從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日之間保持著密切交往，但是只要美國不亮綠燈，中日關係就難以突破。

1971年當中國宣佈季辛吉的秘密訪華以及1972年2月尼克森總統正式訪問中國之後，日本政壇炸開了鍋。這件事被日本政壇稱之爲「越頂外交」，在日本人看來與中國交往這樣大的事，美國本應該事前與日本通氣，可美國一聲不吭就直接和中國開始了交往，於是日本也就乾脆順勢掀開了這層扣在日中關係頭上的「天花板」。

1972年2月尼克森總統訪華後，依舊與台灣維持著外交關係。但同年9月田中角榮訪問北京後，卻迅速切斷了日本與台灣的外交關係，與北京建交。

在這過程中，對日本來説最爲擔心的是，中國會不會因戰爭賠款而對日本獅子口大開？戰後，日本對其他亞洲相關國家都支付了相應的戰爭賠償，而中日戰爭的時間和規模遠遠超過其他亞洲國家，如果比照對其他國家的戰爭賠款進行測算，中日戰爭的賠償是日本財力無法承擔的。爲此日本方面也做好了最壞打算，如果在戰爭賠償方面無法與中國達成協議，那麽只好放棄與中國建交。可日本人沒想到，毛澤東大筆一揮，將戰爭賠償一筆勾銷。許多年來，不少中國人都紛紛指責毛澤東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款。毛澤東歷來是算政治賬，從來不算經濟賬。對毛澤東而言，在1959年至1961年期間人爲製造的大饑荒中，尚且都能餓死3000萬人，放棄戰爭賠款更算不上什麽了。對當時的中共來説，當時能與日本這個重要的近鄰建立外交關係，就是釣上了一條戰略大魚。回顧中日建交後的50年歷程，不能不承認，毛澤東的這個大手筆的確有一定戰略眼光，這50年來中國從日本獲得各方面的實際回報遠遠超過了戰爭賠款。

對日本來説，中國放棄戰爭賠款，等於天上掉餡餅。當時的田中角榮首相在日本可謂是風光滿面，既和中國建立了邦交，又免除了戰爭賠償，一舉兩得。這件事讓日本人對中國多少懷有感激之情。1987年我第一次去日本在和當地人交談時發現，有兩件事令當時的日本普通民衆對中國深懷好感，一個是中國放棄了戰爭賠款，一個是中國撫養日本的戰爭遺孤。

從建立邦交到簽訂「中日友好和平條約」

中日建交之後的第二年，爲了向中國介紹日本文化，1973年日本大相撲代表團第一次到中國進行表演。大相撲代表日本的國技，一般來説日本很少派大相撲去國外表演，中日建交之後的第二年，日本就派出大相撲表演團訪華，足見日本對中日建交的重視程度。中國政府對此也不敢怠慢，因爲日本人津津樂道的大相撲比賽，在當時的中國人眼裏顯得枯燥乏味，爲了不使冷場，中國政府還給北京的各個單位派發入場券，要求每個單位作爲政治任務，必須派人去觀看比賽，並且嚴禁中途退場，所以當時的賽場給人以一種全場爆滿的假象。這也是汲取了過去的教訓，據説在60年代，日本歌舞伎劇團去中國表演，當時開演沒多久，中國觀衆就一哄而散，讓舉辦雙方大爲尷尬。

建交之後，兩國之間的往來更爲頻繁。我當時所在的中學是被北京市指定為接待外國人參觀訪問的重點學校，在來訪的外國參觀團中，日本參觀團也是為數最多。

中日邦交建立時，中國外交戰略正由過去的反美外交戰略改爲聯合美國西方世界對抗蘇聯的外交戰略的轉換期。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的外交戰略也符合日本的外交戰略，因此中日建交也時逢良機。中日建交之後，中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遺餘力地支持日本對北方領土主權的立場。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繼任者華國鋒沿襲了毛澤東對抗蘇聯的外交路綫。1978年日本外相園田直訪華，與中國簽訂了爲期十年的「中日友好和平條約」，其中就有一條針對蘇聯的「反對霸權主義」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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