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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初選進入案件管理程序，瑣碎的走程序階段，繼續消磨香港人對案件絕無僅有的關注。當然同一時間又有幾宗大案將接踵而來，立場案正審，黎智英案下月將至，明年二月才開審的初選案，誰知道又要再耗時多少風花雪月，尤其要認罪的也認罪了，然後日前控方連「金手指」都公開了，趙家賢和控方達成協議，雖然對他作污點證人出賣眾人一事，早已是路人皆知。
「囚徒困境」的概念普通人大概不陌生，好像快變成用以教導受眾，遇事應該相互包庇，畢竟在概念之中出賣人者都有好下場，活生生的一場「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辯論教學，其實說到底就是看出發點罷了。
各被告都在打自己的仗
不時會想，其實今日香港大部分牽涉社運的案件，都或多或少有「囚徒困境」的影子，當然即使同案，共坐同一被告欄，各人案情也不盡相同，更似是各人打自己的仗，但當各人被分到同一案件，無論如何「獨立戰工群」，「打自己的仗」，背景都是發生在同一個時空，可能是暴動，可能是非法集結，這種情況就十分容易跌入好像的「囚徒困境」。
只要同案有人選擇認罪，變相承認了同一時空，有人作出影響社會安寧行為同時參與聚眾，令其他被告能辯護的基礎直接減一，定罪率大為提升。看似合理，但實質不然，正如重申各被告其實都在打自己的仗，不同被告辯護的理由其實都不相同，亦十分獨立，僅在同一時空被捕，並不代表有相同的經歷，天知道香港警察當年濫捕了多少平民。
如果各被告連行為過程目的都一致，控方早就一個「串謀」一次過，方便快捷省時間。所以說到底，當案件未有捆綁，各人獨立時，「囚徒困境」其實不太能成立。亦不是「串謀」之下認罪就是出賣，始終認罪亦可以不同意部份案情而要求初級徵詢，或者不同意的部份正是串謀，被告是以獨立意志犯案。
認罪可以是抗爭者的手段
尤其面對監禁，無論長短都是痛苦，認罪能夠獲得扣減三分一刑期，加上服刑期間表現良好的三分一，換算起來的確是個不少的扣減。跳脫現實和理想主義的框架，鄒幸彤在七步殺中也曾經提到認罪以爭取最短刑期繼續抗爭，應是其一辦法，（當然這建基於認罪扣減三分一刑期成立的前提），認罪亦可以是抗爭者的手段，無需將其刻意上升至道德的高度，畢竟監是他們坐的。
趙家賢轉做污點證人 成為篡奪歷史話語權的幫兇
倒是如趙家賢這種「認罪」，才切實地屬於「囚徒困境」的討論，並非在於「認罪」的部分，「囚徒困境」的關鍵也並非認罪，而是和檢方合作以換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趙家賢選擇成為污點證人，已經超越打自己的仗，而是掉轉槍頭和敵人並肩。我們不難發現極權在政治檢控上，正不斷嘗試透過案情，利用法庭僅存的正當性，去改寫香港歷史，而趙家賢的行為甚至已超越「囚徒困境」，成為篡奪歷史話語權的幫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