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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違反國際條約，虜送日本戰俘到西伯利亞做苦力
1945年（昭和二十年）2月4日，美英蘇三國首腦簽署《雅爾達協定》，決定蘇聯在德國投降三個月之後對日參戰。
8月8日，蘇聯單方面撕毀《日蘇互不侵犯條約》，向日本宣戰。次日，從東西兩面夾擊駐守滿洲的日軍，被稱為「八月風暴」。此時，相當一部分日軍被抽調到南方戰場，軍力不夠，滿洲的日僑都被動員起來，但不敵有計劃、有預謀的蘇軍。儘管日軍在滿洲的虎頭以及樺太地區的古屯、千島的占守島等地殊死抵抗，但一週後天皇宣佈終戰詔書。
滿洲的關東軍以及樺太、千島的第五方面軍被蘇軍解除武裝。
二戰期間蘇聯傷亡慘重，斯大林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修復廢墟、重建鐵路。儘管《波茨坦宣言》的第九條明記「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其返鄉，得以和平從事生產生活之機會」。但強蠻的蘇聯凌駕於國際規則之上，明知故犯。將日軍戰俘以及在滿洲的日本僑民六十多萬人虜到西伯利亞集中營強制勞改，充當苦力。
當時在西伯利亞、蒙古人民共和國、高加索甚至今天的烏克蘭境內，大約有兩千多所日本戰俘收容所。由於零下幾十度的極寒天氣、惡劣的居住與衣食、繁重的強制勞動，約有六萬多的抑留者，因饑寒、疫疾、思念親人試圖逃跑而被槍殺等原因，遺骨永埋異國大地，至今仍有一萬五千柱遺骨無法特定身份。
戰後部分戰俘分批陸續歸國，但被蘇聯人民臨時法庭「審判」為「戰犯」的日俘被判重刑。蘇聯試圖以日本「戰犯」為人質，誘使日本放棄北方領土。直到1956年雙方簽訂《日蘇共同宣言》，最後一批「戰犯」才被特赦回国。
此時，二戰已經結束了十一年，日本政府的《經濟白皮書》上宣稱「已經不是戰後」。「神武景氣」下，新的經濟消費群體—「太陽族」正在旭日東升。西伯利亞歸還者的出現，復甦人們的悲慘記憶———戰爭並未真正結束。
1993年，俄國葉爾欽總統訪問日本，對蘇聯政府對待日本戰俘的不人道行為表示道歉。
電影《ラーゲリより愛を込めて》—再次喚醒蘇聯集中營的記憶
電影《ラーゲリより愛を込めて》(圖：lageri_movie/IG)
年末「師走」（編按：12月）季節的一襲大寒中，筆者總算趕上了電影《ラーゲリより愛を込めて》的夜場。電影基於紀實作品《來自收容所的遺書》（辺見じゅん『收容所から来た遺書』《文藝春秋》）。由人氣演員二宮和也、北川景子主演。電影院裡大半是年輕的女孩子，啜泣聲一片。
主人公山本幡男（1908—1954），曾在舊制東京外語學校（今天的東京外語大學）學過俄語，托爾斯泰等俄國文豪的人道主義深深吸引他。在學期間，曾參加社會主義左翼運動，1928年因「三·一五事件」逮捕而被勒令退學。1936年遠赴滿洲，任職於大連的南滿洲鐵道調查部，出版過《東北亞諸民族》（『北東アジアの諸民族』中央公論社，1941年）以及有關蘇聯的社會、經濟、軍事等文章，評價頗高。
二戰末期，一紙從軍召集令，作為二等兵入伍，因其卓越的俄語才能而被調入哈爾濱特務機構。1945年8月，與妻子和四個孩子生離死別。北川主演山本的妻子，帶著四個孩子歷經艱辛，於1946年回到日本。她堅信丈夫的承諾，苦等十年。
被虜到西伯利亞戰俘營的山本幡男被宣佈所謂「特務罪」，判處二十五年徒刑。1949年以後，像他一樣被定性為「戰犯」，繼續抑留西伯利亞勞改的日俘大約有2600—4000名左右。
而且由於山本幡男精通俄語，一開始被難友誤會為「赤色分子」。
重刑、饑寒、鞭打、強勞、營養失調、回國無望中，山本幡男在集中營組織日本文化學習會。蘇聯為防止日俘間的串聯密謀，不給筆紙，他們就設法自製粗糙的筆紙，編輯《文藝》刊物，刊登俳句、短歌。但多次遭到蘇軍的洗劫。
山本幡男鼓勵同胞以記憶對抗遺忘，銘刻在腦海裡的記憶，是誰也抹殺不了的文字。
為不忘日語，他不僅教同胞識字，還以豐富的日本古典文學知識、佛教知識以及包括康德、黑格爾等德國哲學，為難友舉辦講義。
俳句會中，超越舊日軍中的階級官銜，人人平等。山本幡男的文學感性，喚回同胞對大自然和生命的熱愛，他人性的光輝，照耀西伯利亞的苦寒的大地，燃起同胞們在罕見的磨難中頑強活下去的希望之火。
「最後勝利的，一定是道義，是誠實，是真誠」；
「不要在乎立身出世」；
「無論怎樣艱辛的日子，勿忘感謝生為光輝的日本民族的一員」。
1954年，喉癌晚期的山本幡男在集中營的病床上留下給親人的四封遺書，由四位仰慕他人格的難友分別全部暗記在心，直到1956年回國後，難友們根據記憶，向山田幡男的母親、妻子、兒女們敘述了遺書的內容。
長達四千五百字的遺書，不僅是山本幡男個人的遺書，也是歸國無望的日俘們寫給祖國親人的遺書，更是無數死難在異國他鄉的同伴們的遺書。
山本幡男與妻子兒女（1941年）
集中營內的洗腦教育令日俘之間同胞相食—看不見的傷痛
電影裡有一個真實的細節：
比起饑寒、強勞，鞭打，更大的苦楚是同胞相食。
蘇聯為赤化日本戰俘，以「反法西斯民主運動」為名，灌輸馬列恩斯的共產主義思想，進行政治教育，召開鬥爭大會，鼓勵日俘之間相互揭發、告密，當眾劃清界限。
為了減刑，早日回國，部分戰俘不惜同胞相食，蟲甕互殘。在批鬥大會上充當積極分子，衝上台去當眾對同胞拳打腳踢，以示「進步」。
這是中國人熟悉的場景。
先是甄別出「反動階級」，接著，為了打倒「反動階級」，捍衛「真理」，煽動整人、打人鬥爭人。親朋反目，互相誣告，致對方以死彈，將一切人性中最珍貴的感情，都置於敵我生死的祭壇，人性中最殘忍的部分，利用到極致。
這是西伯利亞抑留者內心深處無言的傷痛。
加上部分歸還者回到冷戰中的日本後被看作「被洗腦的赤化分子」，「蘇聯特務」而受到秘密監視，甚至就職困難，親人待之冷漠。這也使得歸還者在很長的時間內對往事緘口。
《日本新聞》創刊於1945年9月15日，也就是二戰結束才一個月。這是在蘇聯紅軍政治部的直接領導下的日語刊物。由戰俘中的共產主義思想者以及同情者組成編輯部，被視為蘇共政治宣傳的「紙炮彈」。至同年12月30日終刊為止，發行662期。
1946年以後，在集中營內組織《日本新聞》讀書會，從中挑選政治骨幹，培養親蘇的「共產主義戰士」。
1948年早春開始，在集中營內組織「反法西斯民主運動委員會」積極分子可以少參加強勞。
無需蘇軍親自動手，煽動日本人自己「鬧革命」，憶苦思甜，清算長官的罪惡，血淚控訴其「要我們當了俘虜就自決，為什麼你卻有臉活在這裡？」；「你為什麼不幹重活，卻比我們吃得多、吃得好？」。
平時對長官的頤指氣使、驕橫跋扈而心懷不滿的下級士兵有了揚眉吐氣的機會。這一招，徹底顛覆軍隊時代的軍階制。
會看政治風向標的積極分子還給思鄉心切的同胞貼上「反動分子」的標籤，上綱上線開批鬥會。
斯大林思想教育的目的，無疑，含有讓戰俘歸國後成為赤化日本的先頭部隊的成分。
在這樣的嚴酷的政治鬥爭中，山本幡男保持了人性的尊嚴，對出賣自己的同胞仍給予最大的善意。其溫厚誠實的性格，對手足之愛，對故鄉之情，極大地鼓舞了絕望中難友的信心，他成為集中營的精神支柱。
西伯利亞戰俘移送新中國，中共對其「胃服、口服、心服」的改造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向斯大林提出接納一千名日本戰俘的要求。1950年7月，從西伯利亞的四千日本戰俘中選出969名押運到遼寧省的撫順。包括原59師團和第39師團的軍人和滿洲時代的官吏。
剛開始，戰俘們以為會被押到撫順露天煤礦去強勞或遭到中國民眾的復仇，對管理所內張貼的漢字「戰犯」二字懷有抵觸情緒，有的甚至打算魚死網破。
但是中共非蘇共也，熟諳改造戰俘的思想之徑需從征服胃囊開始。
據岸信介的部下、滿洲國總務廳長古海忠之回憶，不僅能吃到高粱米飯，炒青菜中竟然還有少許豬肉。中國伙夫還問「飯，夠不夠吃，不夠，再添」。吃不慣高粱米飯的，就吃白米飯。甚至對戰俘提出的想吃日本的烏龍麵、魚板，都盡可能地滿足。
在蘇聯集中營，一天只分配到幾片凍石般硬邦邦的黑麵包，從死難的同伴身上扒下僅有的幾件衣服來禦寒，與西伯利亞的「饑寒鬼道的」地獄相比，中共的戰犯管理所，此刻，不是天堂，卻亦勝似天堂。
解放戰俘，從思想上徹底改造戰俘，毛澤東豐富的懷柔與善變的經驗，獨特的辯證法和戰略戰術，遠遠勝過其「老大哥」斯大林。
毛澤東 (圖：Lü Houmin, Wikimedia Commons)
早在延安時期，野坂參三從蘇聯秘密進入中國，中共給予高幹生活，甚至為他配備性生活伴侶。野坂參三組建日本工農學校，1944年結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對日本戰俘進行反戰反帝教育，從看不見的戰場瓦解日軍的精神戰鬥力。
1950年以後，日共領導人德田球一等人通過「人民艦隊」這一秘密路線抵達北京，與中共結成國際共產主義統一戰線，接受中共領導，唯中共馬首是瞻，自當中共的代言人。
但是不久中共與日共出現分裂痕跡，中共急需找到日本民間渠道，打破吉田茂內閣不承認毛澤東的「新中國」為合法政權的強硬路線，尤其在1951年日本政府簽署《舊金山和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結束了美國佔領，恢復主權，並回歸國際社會，成為西方民主陣營中的一員，強化與美國同盟關係之後，改造日本戰俘，以民促官，尤顯重要。
「一千名日本人回到日本，比幾十萬中國人去日本宣傳新中國的效果要好得多」，
「我們中國人去日本宣傳中國的共產主義好，不如日本人自己現身說法的效果」。
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幹部對死敵們軟硬兼施，引導他們改造思想。
西伯利亞集中營期間，國友俊太郎被挑選出來參加了「民主教育」。除了學習經典的《共產黨宣言》、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之外，還有日共理論家野呂榮太郎的《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等教材。
五名日本人講師以實例講解在集中營中開展「民主運動」以及戰俘們「自主管理」的意義。
由於國友俊太郎的政治覺悟高，又是學習的模範，當上了「民主運動委員長」，本來一名下級士兵的他令難友們害怕，背地裡稱之為「國友天皇」，也就是說意識形態的轉變使國友 「翻身」，現在日俘集中營內得戰戰兢兢地看他的臉色說話行事。
《日本新聞》停刊後，戰俘們失去了唯一的日語信息來源。據說蘇聯停止了釋放戰俘回國。在種種猜測和不安中，國友俊太郎接到一道命令，打點行李押上了一輛悶罐子火車。
等火車過了綏芬河，方知被押送到了中國。
胃口滿足、營養滿點、傷病員得到了最好的醫治。
朝鮮戰爭爆發之後，前線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醫藥品短缺的情況下，撫順的日本戰俘需要治療梅毒，當時貴重藥品的青黴素等藥物都優先供給他們使用。居住的衛生條件也基本符合愛乾淨的日本人的生活習慣。
經過學習反省，坦白認罪，互相幫助，揭發批判等幾個階段的政治學習之後，日俘們深挖根、廣摸脈，認識到自己是貨真價實的「戰犯」，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槍斃幾次都不夠，終於，胃服口服，心也服了。
中共尤為注重古海忠之這樣有影響力，能夠以一帶十的戰犯高官的改造。
最終日俘認識到深受軍國主義毒害的自己和軍部恨不得千刀萬剮，認識到為天皇效忠是當炮灰，對中共的寬恕感恩流涕，甚至認為中華民族遠比大和民族優秀，發誓終生報恩。
具有蘇聯的洗腦教育經驗的國友俊太郎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也成為一名積極分子。
1956年，中共對國內關押的日本戰俘，除了對極少數的戰犯嫌疑進行審判之外，絕大多數的戰犯獲得「免除起訴、立即釋放」。比起戰後亞洲其它國審判日本戰犯，中共足以寬宏大量，未槍斃一人。
1956年，經中國紅十字會引渡，日本紅十字會、日中友好協會、日本和平聯絡會接收，第一批戰俘335名被特赦。回日本前夕，國友俊太郎團長率領歸還者在天津的抗日烈士紀念碑前信誓旦旦：終生反戰，愛好和平，推動中日兩國永遠友好。第二批、第三批也同樣宣誓。
國友俊太郎早在回國的「興安丸」船上就集合歸還者，建議一回國就向日本國民宣傳中共的政策，開展中日恢復邦交運動，並向日本政府要求經濟補償。這個運動的母體為「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
「興安丸」一進入京都的舞鶴港，歸還者就收到日本政府補助的生活費一萬日幣，相當於當時大學畢業生的月薪。國友俊太郎建議從一萬日幣中收取百分之十作為會費。歸還者969人中有500人加入了「中歸聯」，出版了揭露日軍「三光」罪行的書籍，在日本社會引起反響。
作為戰爭加害者的強烈的贖罪感和對中共把自己「從鬼變成了人」的感恩戴德，使得這批人成為中日沒有邦交時代的一支重要的民間力量，為戰後日本的「中共熱」添磚加瓦，也成為中共強有力的支持者和傳聲筒。
歸還者積極參加當地的中日友好運動，也有部分加入了日共。
從「天皇的軍隊」到「毛澤東隱秘的兒子」
六十多萬被虜到西伯利亞的戰俘中死亡了六萬多人，命案永不逾期。西伯利亞的歸還者們展開了要求蘇聯政府賠償的運動。
但國友俊太郎認為中國的歸還者不應該要求中共賠償，知恩圖報還來不及，遑論賠償，豈不是忘恩負義嗎？
給試圖要求中國賠償的全國運動踩了一腳急剎車。
謀求實利的「中歸聯」會員與從站在政治立場的會員之間產生衝突。
這時還有一個外部因素，就是文革期日共與中共這兩個老牌共產黨徹底分裂。中共大罵日共「修正主義」，與蘇共沆瀣一氣。兩兄弟黨的失和造成日中友好協會等民間團體紛紛選邊站隊，「親中共」，還是「親日共」？
以國友俊太郎和藤田茂會長為首的「中歸聯」表明絕對支持中共的立場，自封為「正統」。從此。親華派的「正統」VS日共系「中歸聯」的分裂長達二十多年之久。
文革慘狀的消息傳到日本後，「正統」也篤信毛澤東的絕對正確，正當化甚至神話毛澤東思想。
1972年2月，美國「越頂」同盟國日本，中美建交。9月，田中角榮首相訪華，日本拋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邦交」。日共系的「中歸聯」沒有途徑接觸到中共，因此也沒有發揮作用，而親華系的「正統」卻始終保持了與中共高層人脈的關係，而且促進了日本社會黨籍的議員開展對華謝罪運動。
左：1972年2月尼克森訪華，中美共同發表聯合公報，對同盟國日本政治與社會形成衝擊。
右：1972年9月田中角榮首相訪華。（圖取材自網路）
1988年，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舊址，建造了一座「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
2002年「中歸聯」全國本會解散，但改名為「撫順奇跡繼承會」繼續活動。
2006年，在埼玉縣川越市建立了戰爭資料紀念館，通過演講、出版、證言等多種方式，深挖揭批舊日軍的殘暴，宣傳中共的寬大。
在反對日本修憲、擁核、增加軍費，呼籲日本絕對和平方面，初心不改，矢志不移。
日本作家高尾榮司其著《「天皇の軍隊」を改造せよ：毛沢東の隠された息子たち》（原書房，2012年）中思考國友俊太郎的人生：
五年的西伯利亞集中營生活，參加政治教育，追究長官的戰爭責任，令同胞戰戰兢兢的「國友天皇」，六年的中國戰犯管理所生活，領頭改造思想的積極分子，甘當「毛澤東隱秘的兒子」，回國後組織「中歸聯」，一根筋地開展認罪·謝罪運動；老後以佛為友，在靜謐生活中安心立命的他，究竟是不是同一個人呢？
日俘經過西伯利亞的思想教育，被押運到中國後，經歷了更加高明手段的人性改造後，坦白認罪，相互揭發，終生贖罪，以恢復中日邦交為使命。
無論時代和國際環境怎樣變化，受害國擁有永遠的道德制高點，這些超常行為，是親友都難以理解的。
他們究竟有著怎樣的精神內傷呢？也許他們一生無悔，壓根兒都未能意識到這是一種精神內傷。
日俘被中共成功地洗腦改造與利用，造成了今天日本對華的「謝罪文化」，在外交上作繭自縛，處處受掣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