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2022年12日30日，中共駐英國大使鄭澤光在英國主流媒體《衛報》發表文章，為中共三年來的疫情政策辯護，稱「中國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方法一直以科學為主導，將人民和其生活放在首位，從清零到放鬆都如此」。首先，鄭澤光選擇這個時間是為了掩蓋中共踐踏生命，也是對希望瞭解新冠病毒真相的人和新冠死難者的侮辱。三年前的同一天，李文亮醫生在微信上與同事交流，提醒注意防護未知類型的冠狀病毒。次日，醫院當局約談李文亮，並威脅開除，四天後，武漢警方傳訊了李文亮，以發佈「不實言論」訓誡。
鄭澤光的文章推卸了中共擴散新冠病毒的責任，充當了中共最高領導層快速疫情轉彎政策的傳聲筒。鄭澤光在官場升遷的軌跡說明了中共官僚體系的基本特質，只有唯命是從、助紂為虐才能向上爬。他也是中組部與美國哈佛大學合作培養的官員，這類項目是西方官僚體系與中共合謀操控全球政治經濟模式的方式，中共選擇經過西方官僚體系培訓的官員發言，以更有效誤導民主國家的輿論，減少對中共政權的質疑。
1. 剝奪生命的防疫政策
鄭澤光文章所稱的「阻止感染」是指清零政策。但是過去三年，清零雖然阻止了部分感染，但是這種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以控制疫情為名，強化社會控制，犧牲了最基本的民生，隨意剝奪平民自救的能力，阻礙了及時就醫的可能性，這是造成死於嚴厲封控措施的人數遠超過官方公佈的新冠死亡人數的主要原因。例如，在清零封控中餓死者，不堪忍受監禁的自殺者，急診患者無法及時就醫而死亡，被強制隔離者在轉運中翻車，大火中被堵塞通道無法逃生者。
鄭澤光的文章中所提「預防嚴重病例」，更是謊言。從去年12月初，重症感染新冠病毒人數激增，其中就包括了不少醫護人員。雖然已經擴充了重症監護（ICU）的空間，但是由於缺乏醫護，重症監護無法承擔它的基本功能，造成大量死亡，死者無法及時火化，這種現象遍佈多個城市。而農村從激增棺木的需求，反映了醫療資源更加匱乏，疫情海嘯後果更為嚴重。中共對這種快速轉向的疫情政策，唯一準備的是大量縮減公佈的感染數字，直至完全停止公佈新冠疫情資訊，並要求醫生開具死亡證明時避提新冠病毒以及呼吸衰竭，以偽造極少的新冠死亡數字。這與過去70多年統治一樣，隱瞞權力造成的人禍，為現在和未來提供洗腦資料。
2.反科學的防疫政策
鄭澤光的文章試圖使西方輿論同情中共轉向的疫情政策。他談到了「英國等國的Omicron變種毒性和致病性都被削弱，大多數感染者可以在短時間內完全康復，重症病例和死亡率大幅降低」。但是，英國等歐美國家的經驗不是中國當下可以複製的。在疫情爆發的前兩年中，歐美政府缺乏對中共操控資訊的認知，缺乏遠見，同時也有在疫情前緊縮醫療開支等問題，造成了大範圍感染，不少老人和基礎病患者死亡。許多國家被迫使用部分禁足措施，等待疫苗研製和認證。在實驗不同疫苗的同時，對初始和改進疫苗應對原始病毒變種的有效性都有可信的實驗資料，民眾可以獲得不同的資訊來源，評估不同疫苗的優劣，選擇是否接種。這樣才有可能到達目前高比例的接種率。此外，每一輪施打疫苗都是從80歲以上長者開始，然後年齡逐次下降。同時，將基礎病人根據免疫力的情況，將他們列入不同的高齡組別中，施打疫苗。對不能施打疫苗者，使用其他的醫治方法。在解除限制疫情擴散措施之前的六個月內，高齡和基礎病患者都已經施打了加強針，或提供了相關的治療措施。在解除限制後，每六個月根據變種增打加強針。
相比之下，中共前兩年多的防控清零，封鎖疫情資訊，實驗疫苗資訊不全，許多人對疫苗缺乏信任。中共也對與其防控政策的不同觀點進行壓制。在結束清零封控之前的六個月，未對老人（中共高幹除外）和基礎病人施打加強針或實施其他保護措施。解封之日，絕大多數人最後一針疫苗都在一年以上，遠遠超出疫苗的有效期。
3.不擇手段維持專制、牟取特權、草菅人命、牟取暴利
中共將新冠病毒作為敵人，提出了與「病毒較量」，這本身就是反科學的宣傳。將病毒視為敵人，反映了中共權力的來源和維持權力依靠暴力和欺騙，剝奪公民權利，其政權沒有任何合法性。
病毒只是有機界存在的一種傳染原體，要通過進入宿主後才可以進行複製，不可能消滅，只能與人類共存。預防和減輕病毒對人類的危害，首先需要研究病毒如何進入宿主，初始階段如何在人類之間傳播的。但是，中共一直阻撓民間獨立人士和世界衛生組織在這個領域進行調查。
目前證明有效減少新冠病毒危害的主要方法是：通過在大範圍定期施打針對變種有效的疫苗，尤其是對高危群體，同時增加重症監護病床、醫護數、呼吸機數和體外膜肺氧合（ECMO）(葉克膜)機數量。而中共過去三年一直阻礙境內醫學家與其他國家科學家進行新冠病毒獨立的研究交流，將國產新冠疫苗和藥物作為自大民族主義的虛狂宣傳以及壟斷牟利的工具，拒絕對這些疫苗和藥物的療效進行獨立科學評估。同時，為了維護最高統治者的權威和面子，限制大規模進口對新冠有效的疫苗和藥物。
在過去三年清零中，中共大量投資方艙醫院（事實上的隔離監禁設施），增加維穩經費和擴張軍力，而幾乎沒有增加重症監護和其他防疫的必要設施，這是無法應對高峰疫情、造成大量死亡的根本原因。
在公共衛生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中，中國比許多人均收入相當的國家都低，在與龐大人口相比的及其有限醫療開支中，其中大部分都被中共高幹和官僚系統侵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