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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S:中共儼如大企業 習弄權嚇怕資本家

  • 時間:2023-02-03 08:01
  • 新聞引據:自由亞洲電台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CSIS:中共儼如大企業 習弄權嚇怕資本家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智庫近日發表報告,指中國共產黨儼如一間大企業,不斷擴大經濟權力,利用「舉國體制」協調其豐富資源參與國際競爭。(網路圖片)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近日發表報告,指中國共產黨儼如一間大企業,不斷擴大經濟權力,利用「舉國體制」協調其豐富資源參與國際競爭。但報告提出,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治下,一些「中共公司」賴以成功的「不成文規定」遭肆意踐踏,令海內外資本家齊問:「中國是否可以投資?」再加上中共對合作國家的本土政治乃至民主操作皆毫無認識;中共對發展中國家開出的承諾也有許多未能兌現,中共對內對外均面臨重大挑戰。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這份報告題為《中國共產黨公司: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重塑》。報告作者、中國經濟學者諾頓(Barry Naughton)及CSIS助理研究員博蘭(Briana Boland)指出,中共猶如一間「中共公司」,其基礎要素是在國內公司內設立新的正式的黨委。這個黨委機制使中國共產黨有能力直接控制企業。

「廠長負責制」被廢 「國企」變「黨企」

報告直指,中共國有企業治理結構近年出現變化,使它們更直接地處於中共的控制之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保證行政總裁(CEO)高於黨委書記的權力的「廠長經理負責制」已經逐漸被廢除。黨委首先被賦予了在公司中的「戰略」作用,其地位超過了董事局,而董事局本身現在也經常由黨委書記擔任董事長。

該報告強調,中共近年出台新規,明確規定,黨委的前置決策權應包括「三重一大」,即重大問題決策、重要幹部任免、重大項目投資決策、大額資金使用。顯然,這意味著本報告所關注的大規模國外業務是由黨委直接決定的,而黨委本身也宣誓要接受上級黨組織的指導。

報告又指,在2010年代末開始,現有的國企治理要素被重組,以至於國企與當局係的基本性質發生了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所有權」已被「黨的所有權」所取代,只是中國共產黨不能收獲這些「黨企」產生的收入。

諾頓和博蘭又認為,為了擴大經濟權力,中共黨企的黨委機制不斷變化,例如在《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2020-2022年)》中,國企在謹慎規定的範圍內被鼓勵擁有更大的經營自由和更強的激勵措施;又例如除了利潤和資本價值,還有一套單獨的公開目標,被納入管理層的績效合同和激勵制度;黨在國有企業中的作用以多種重疊的方式得到了加強。

強調「做大做強」不再「維持競爭」 「混合所有制」滲透民企

作者又指,中國國企治理的另一重要變化是國企的組織原則。在2000年代,中央國有企業被整合,總數縮減到100間,但有兩個原則被遵循:每個公司都應該集中在其核心業務上,並且在每個部門至少有兩家公司保持競爭。但大約在2008年之後,政府開始強調「做大做強」,國企被合併時不再尊重「維持競爭」的需要,例如在鐵路設備和飛機製造商之間,這兩個行業的正面競爭被消除了。

報告亦指,在過去十年中,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創造了一系列新的金融渠道,大大增強了「中共公司」決策者間接引導企業的能力。第一部分包括新的金融法規,與修訂後的國有企業公司治理一起推出,旨在走向一個更加「金融化」的系統;這是一個更廣泛的向「投資者國家」轉變的過程。第二部分由各種特殊用途基金組成,旨在幫助實現國家目標。第三部分是管理或「指導」新公司在資本市場上籌集資金的過程的新方法。這三個新的組成部分是在國家長期主導中國銀行業的基礎上產生的,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個由政策性銀行和國有商業銀行組成的強大體系。這些渠道加在一起,為「中共公司」的決策者提供了充分的靈活性。

兩位作者又指出,在過去十多年,政府和黨委書記對私營企業的滲透一直在增加。報告指,「中共公司制度」發展目的是讓「混合所有制」的私營公司在經營過程中比國有公司受到更少的直接控制和約束。與國有企業相比,「混合所有制」私營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受到的直接控制和限制較少。

本「不明文」承認私企合法 習肆意踐踏市場規律

但報告強調,「中共公司」有三條「不明文規定」,但這三條「不明文規定」近年均遭到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任意踐踏。這三條「不明文規定」包括:私營企業被認為是合法的,企業家被允許致富;中共指導私企的法規是符合市場規律的;中共的戰略方向可以很容易地傳達給各行各業的負責人。兩位學者指出,習近平肆意踐踏上述三大「不明文規定」實際上已引發了一種危機,導致外國和國內資本家想知道,「中國是否可以投資?」

報告亦指出,「中共公司」的海外活動有許多協調失誤。報告直指,「中共公司」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對許多發展中國家承諾許多援助,但最後不能全部兌現。這問題在中歐國家尤其突出。雖然一眾中歐國家都參與了「一帶一路」,但除了希臘、塞爾維亞和匈牙利之外,其他國家的重大投資都不多。即使在希臘,中國對能源領域的投資和項目開發的承諾也沒有完全實現。更多的例子可以在中美洲找到,那裡有許多雄心勃勃的項目都失敗了,包括哥斯大黎加和墨西哥的高速鐵路以及尼加拉瓜和巴拿馬的運河。同樣地,在幾內亞,中國公司未能實現該國大規模西芒杜鐵礦的承諾開發時間表。

「中共公司」近年在全球範圍皆遇到挫折

兩位學者指出,「中共公司」近年在全球範圍皆遇到挫折。以希臘和葡萄牙為例,歐盟對中國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希臘的電網方面的擔憂,令希臘和葡萄牙不得不三思,在籌集其基礎設施和私有化項目資金時,是否要考慮中國。在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案例研究中,美國對中國共產黨公司的擴張的擔憂影響了中國項目的前景。

又據指出,在馬來西亞,出於對華為的擔憂和考量美國的取態,這家電信巨頭的海外業務擴張大受影響。在阿根廷,美國和阿根廷的抗議給Espacio Lejano深空地面站的建設蒙上了陰影,該站的特點是與中國的軍事關係和使用條款沒有公開。此外,阿根廷的初創公司Satellogic是一家領先的私營衛星圖像供應商,它放棄了與中國公司的合作關係,轉而與美國公司合作。作者得出結論指,不同的案例清楚地表明,在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和歐盟大國的帶領下,全球都在反對中國的合謀行為。

兩位作者又指,由於「中共公司」的執行者往往不熟悉合作國家的本土政治,而且一般來說,他們對民主進程沒有甚麼專業知識和經驗,因此他們在處理這些關係時往往顯得很笨拙。在許多情況下,包括在「中共公司」的案例研究報告中所代表的情況,由於與中國公司的密切關係而引起的腐敗指控導致了政府的倒台。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馬來西亞,執政黨「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巫統)60年的統治在2018年因總理納吉(Najib Razak)的腐敗指控而戛然而止。關於馬來西亞過度支付中國基礎設施項目以換取政客回扣的指控也在選舉中成為重要議題。主要是基於本土政治考量,納吉布的繼任者迅速就馬來西亞為中國項目支付的價格進行了大幅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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