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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i 中央廣播電臺 
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於1989年摘下第46屆威尼斯金獅獎，成為首部於世界三大影展掄元的國片，不過這部觸及二二八事件背景的電影，雖然轟動國內外，卻也在當時遭來不同政治立場批評，時隔33年後，《悲情城市》重登大螢幕放映，台灣已歷經三次政黨輪替走向民主，回頭再看這部經典作，在長時間沈澱下，反倒更能品味出侯孝賢電影美學的價值，以及他如何在那樣混亂的年代，率先以「人民觀點」看台灣一段歷史，都是這部電影非看不可的理由。
《悲情城市》在台灣電影史上佔據重要地位，它是台灣第一部在在國際影展中獲得大獎的台灣電影，1989年一舉奪下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消息傳回台灣，就連台灣平面媒體也以頭版報導，過去台灣電影從來沒有受到如此大的重視。
當時的新聞局長邵玉銘曾透露，為了讓電影順利上映，他特別找了林懷民等社會公正人士審片，才順利在戲院放映。
不僅如此，《悲情城市》揚威威尼斯影展後，蔡明亮、楊德昌、林正盛、張作驥也陸續在國際影展中有所斬獲，開啟台灣電影登上國際黃金十年。
《悲情城市》由侯孝賢執導、邱復生出品，梁朝偉、陳松勇、辛樹芬、高捷、陳淑芳等人主演，以228事件為背景，透過一個台灣基隆家族興衰，帶出封塵禁錮歷史。梁朝偉在片中一幕被用台語、日語問及「你是哪裡人？」眼神雖然不安但失聰瘖啞的他，卻仍要大聲吃力的說出：「我…台灣人」的經典台詞，反映出228事件省籍衝突的動亂與無奈。
梁朝偉當年演出《悲情城市》時僅26歲，片中一幕在火車上的場景，被用台語、日語問及「你是哪裡人？」眼神雖然不安但失聰瘖啞的他，卻仍要大聲吃力的說出：「我…台灣人」的經典台詞，反映出228事件省籍衝突的動亂與無奈。(牽猴子提供)
《悲情城市》以228事件為背景，透過一個台灣基隆家族興衰，帶出塵封禁錮歷史，陳松勇在片中有精湛演出，並以該片摘下第26屆金馬影帝。(牽猴子提供)
威尼斯影展風光拿獎 掀起台灣社會喧囂
由於這部電影觸及二二八事件，在當時才剛解除戒嚴的台灣仍是禁忌，侯孝賢因此刻意選在國外後製、剪接，「直接送出國比賽」，沒想到拿了大獎，傳回台灣舉國歡騰。擔任中影企劃部副理期間與候孝賢等人熟識的小野回應，當時他們一群人從威尼斯回來，看到國內盛況都傻了。小野：『(原音)他知道這部電影過不了檢查，他就說去國外做後製剪接，直接送威尼斯，等於是完全逃避了一個台灣的檢查，直接出去，所以台灣政府一下子不知道怎麼辦？因為他的得獎的又回來了，他不但沒辦法打壓他，也頒獎給他，鼓勵他，這種新聞竟然炒到頭條新聞，然後很像我們的棒球走到世界冠軍，所以我那群朋友從威尼斯回來的時候，看到新聞嚇到，啊，我們得一個威尼斯影展怎麼會變成台灣全部新聞，可能台灣那個時候正要找一個出口，證明自己的存在，這個機會太好了。』
小野接受央廣專訪透露，《悲情城市》風光拿獎的背後，很多評論卻不是這麼一回事，不同立場的批評超乎侯孝賢想像，政府不滿意，支持台獨的也非常討厭他，二二八事件家屬也覺得電影沒有講清楚。
小野認為，《悲情城市》聚焦民國34年到38年這四年，是台灣人最陌生的年代，也是台灣歷史上最混亂的4年，日本戰敗離開，國民政府來接收，台灣經濟上突然陷入窘境，加上文化差異，中間又發生二二八事件，人民反彈很自然，侯孝賢想談的是當時時空背景下人民的生活狀態，因此對於外界質疑聲浪如此之大，侯孝賢無法接受。小野：『(原音)他覺得我其實是已經在一個很禁忌的年代，做了一件很難的事，那為什麼外面、外面全世界的時候我好，怎麼回到台灣來批評這麼多，我記得他打電話給我，一直覺得為什麼大家會去看到它裡面的，我其實都講了，各種各樣的言論在裡面，他只是採取比較就比較老百姓的生活，他把那個整個都把它背景，他是甚至連「二二八」這個字都沒有出現在他們的嘴裡，因為那個時候誰會講二二八，只知道發生一個暴動，他沒有刻意要講，可是他幾乎全部講了，他就覺得對於評論覺得不公平。』
33年後重看《悲情城市》 其實該說的都說了
《悲情城市》電影當年獲獎在台上映時，台灣剛解嚴不久，前一年1988年蔣經國剛過世、李登輝總統上台，1990年發生野百合學運，台灣同樣處在混亂時刻，突然蹦出《悲情城市》這樣一部電影，加上電影中人物很多，很多人第一次看電影也未必真正看懂。
33年後《悲情城市》以數位4K重映，此刻的台灣已經歷經三次政黨輪替，人民已經能暢所欲言，這時候回頭看電影中描述，小野認為，外界應該更能理解侯孝賢的厲害，他確實什麼都說了，只是不是像現在處理電影方式那麼直接，而且也率先以「人民觀點」看待台灣歷史，這是最特別的地方。小野：『(原音)你終於可以用一個比較「人民」的觀點，我們過去看歷史都是朝代嘛，尤其中國歷史都是用朝代、皇帝，老百姓好像都不存在，故宮博物院的東西也都是帝王的，或是一些文人歷史、繪畫，老百姓的東西沒有，作為一個電影，他能率先用比較人民歷史的的眼光看台灣史，真的很少見。』
歷經時間沈澱 凸顯侯孝賢電影美學厚度
也因為台灣走過民主浪潮，很多後來的電影也都有觸及到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議題，現在看《悲情城市》已經不會覺得多特別，反而更能讓大家用一種冷靜、平靜的眼光，重新欣賞侯孝賢的電影美學風格。
重映統籌宣傳褚明仁就認為，33年後重看《悲情城市》，政治喧囂已過，觀眾應該更能安靜下來，看懂侯孝賢的電影美學，至少不會覺得那麼疏離。
作家朱天文日前在《悲情城市》首映會上也表示：「每個人是攜帶著每個人的經歷、歷練和眼界，走過來，所以透過這個時間的長的篩檢、過濾和沈澱，當年風尖浪口的煙硝揚塵都沉靜下來的時候，到底電影留下讓我們看見和省思是什麼？所以侯導說，這個時間是有意義的。時間是一個審美的尺度，它也是電影這門藝術嚴格的評鑑，更是一個遲來的理解、懂得與慈悲。」
小野也提醒大家，別忘了侯孝賢拍攝《悲情城市》時，其實器材和工作人員都不多，那是個不容易的年代，可是侯孝賢拍出了《悲情城市》這樣一部電影。小野：『(原音)《悲情城市》給我們最大的啟發就是，33年前就可以拍出這樣的東西，他的美學、他的視野是非常大的，他有一個是大家沒想的，他用的人很少，用的器材其實很簡單，在《悲情城市》之前，我們甚至沒有同步錄音，《悲情城市》其實只用到半套的同步錄音，到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才是第一次台灣用全套的現場錄音，所以我覺得它更珍貴一件事情是，你看到電影最真實不是器材貴、預算高，電影最珍貴還是題材的真誠度。』
小野也認為，侯孝賢的電影美學在台灣學院派被奉為經典，是一種藝術傳承，但現在年輕創作者就算懂得欣賞，也未必做得到那樣的高度，因為侯孝賢經歷的時代不同，他對中國繪畫其實是有研究的，這也說了文化包容性的重要性。
33年前的《悲情城市》震動整個台灣電影界與社會，33年後，一切塵埃落定，這部電影重新登上大螢幕放映，當年看不懂的小孩子長大了，當年看得有些模糊或有不同意見的人，也更成熟了，或許這部台灣人一生非看不可的電影到了今天，才能有機會獲得真正公平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