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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曰：「六曰聽取予以書契」，意即口說無憑不足信，立字為據乃為真。但馬英九在中山陵、南嶽忠烈祠敬獻的花籃，題款身分並非「中華民國前總統」，而是「中國國民黨前主席」。很顯然，「中華民國」不能行諸於現實語境下的兩岸文字墨跡，因此所謂「在對岸講出中華民國」，也只是馬英九的自我安慰和想象。
平行時空下，另一處的現實驗證了這一切。當馬前總統在武昌紅樓為中華民國的誕生懷古感歎時，在他的出生地香港，一個同樣被稱為「紅樓」的歷史建築卻被封鎖關閉，民眾無法接近。香港的這座斑駁小樓曾是孫中山策劃武裝革命的據點與指揮部。1997後，香港紅樓一直是親台灣民眾舉行雙十升旗儀式、表達熱愛、支持台灣的公共空間。如今，升旗盛景不再，香港政府禁絕了「中華民國」的一切符號，這恐怕才是馬英九與國民黨人要面對的真正現實：北京否定中華民國的歷史意義，更不接受現存的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只是共產革命博物館的展品而已。
2021，「中華民國」成為絕響
「孫中山先生在1911年揭竿起義，推翻了滿清的封建專制，創建了中華民國，革命的過程與香港關係密切，所以香港各界也有舉辦慶祝活動，希望港府能夠正視歷史事實，無需過度解讀，而且應該要保障民眾的言論、集會等自由與權益。」
「 香港各界長久普遍認知，國父孫中山先在1911年推翻滿清的封建專制，建立中華民國革命的過程與香港密不可分，香港各界自主舉辦辛亥雙十相關活動，強烈呼籲有關方面正視歷史事實，保障港人言論自由權利。」
「中華民國始於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的主要精神，就是建設自由、民主的國家社會。近年來，台灣的民主成果、經濟發展，以及防疫表現，一再受到國際社會肯定，充分說明台灣傳承了辛亥革命的正統，並且讓普世價值在這塊土地上落地生根、枝繁葉茂、屹立不搖。」
以上在2021年9月到10月出現的三段講話，不是奉行大中華主義的國民黨人的聲明，而是出自主張本土主義的台灣民進黨政府執政下的大陸委員會，發言者依次分別是陸委會事務副主委李麗珍、時任陸委會政務副主委兼發言人邱垂正以及陸委會主委邱太三。他們對「中華民國現存說」的強烈表態，源自是年香港保安局長鄧炳強針對港人雙十節紀念活動的警告。在一次媒體專訪中，鄧炳強局長將台獨、分裂國家與紀念雙十劃上等號，警告港人不要在雙十這天從事違反《港區國安法》的活動。他表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任何人試圖將台灣從國家分裂出來，或煽動他人把台灣從國家分裂出來，我們必然會採取果斷執法行動，我呼籲任何人千萬不要做這些行為，這是非常嚴重罪行；任何人有意圖想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是嚴重罪行，你首先要問清楚自己，你有否這個意圖，如果你無這個意圖，為何要慶祝這個日子呢？」在那之後，香港的雙十紀念活動徹底消失，紅樓的雙十升旗更是成為絕響。
港府高官對雙十節紀念活動的強硬立場，也讓其他與中華民國、台灣有關的人和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甚至喪葬後事，也要恪守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不能有分裂國家、顛覆國家的嫌疑。2022年12月22日，最後一位參加過二戰美軍飛虎隊的華籍飛官陳炳靖中校，在香港感染新冠後過世，享壽105歲。陳炳靖畢業於空軍官校第12期，一生服務中華民國空軍。知悉其過世噩耗後，台灣方面以總統名義為其頒發了旌忠狀；中華民國空軍司令部特地準備空軍軍旗一面，由退役的中華民國空軍前飛官林國裕攜帶前往香港，作覆棺槨之用。用空軍旗而非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來覆棺，就是考量到了香港的特殊政治情勢和現實，避免造成麻煩和違反香港法律的風險。
另一個例子是國軍軍人萬劍舞中將。他於陸軍官校第16期畢業，參加過中華民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及衡陽保衛戰，2021年初病逝香港，享受103歲。是年2月9日的香港追思大會上，蔡英文總統、賴清德副總統、時任國防部長嚴德發、馬英九前總統均為萬將軍致送輓額，並由台灣運抵香港並懸之於廳堂上方；但同樣礙於香港的政治現實，萬劍舞中將無法覆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中華民國情結，曾衝擊北京管治
如李麗珍、邱垂正所言，香港對於中華民國的誕生具有極為重大的歷史意義。歷史視角看，國父孫中山領導的11次反清起義，有10次是在香港策劃實施；孫中山本人及大批革命志士在香港接受教育，學習西方先進思想。開埠150多年來，香港人一直都有紀念雙十的傳統。
1949之後兩岸分治、對峙的年代中，港人透過對雙十紀念活動的參與，來表達對台灣、對自由文化和中華傳統精神的認同，以此和倡導紅色價值的共產中國進行區隔。世界知名學府的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最初的校慶日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雙十，其成立也是中國的南來文人為了躲避社會主義統治而在香港建立的文化教育載體。台港之間緊密而有效的文化、藝術、教育交流，本質上就是香港人對中華民國在台灣加以肯定的產物。反觀中國大陸，其在香港的文化介入和影響，數十年來一直效果甚微，地位也較邊緣。以戰爭電影為例，1990年代之前，香港反映八年對日抗戰歷史的作品，幾乎都是以國軍作戰為題材或背景。劉德華主演的《天若有情：烽火佳人》、李連杰主演的《中華英雄》以及戚冠軍、傅聲、狄龍、姜大衛、陳觀泰、劉家輝、梁家仁、王龍威、郭追聯袂主演的《八道樓子》，都生動詮釋和展現了國軍在保家衛國戰爭中的英姿。因此，1997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港人及居港台僑更是會在香港紅樓舉行升旗儀式，以示慶祝；甚至在2019年反送中的警民衝突中，香港民眾在香港中文大學升起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並不是忽然出現、從天而降的組織動員或抗議，而是二戰後香港既有社會民情發展的自然延續。
2019年反送中運動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鏡像，在香港可以行諸文字筆墨和現實的寬鬆，其實是不穩固的，但同時也見證了當時的香港人為了維持「香港不同於中國內陸的某種特殊性」的努力。這種「特殊性」是確保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和亞洲金融中心的基礎，而維持「中華民國依然存在」這一現實政治敘述的特殊性在香港延續，背後的核心價值是貼近於港人普遍認知的英國式自由和政治真實。二戰後，從1956年油麻地雙十暴動到1967年暴動，兩岸官方一直在香港進行人心爭奪戰，親北京與親台灣的民眾、社團，屢屢在香港爆發大規模衝突。數十年風雨，北京雖然在1997年最終取得了香港的統治權，但卻沒有能夠在人心之戰上擊敗台灣，更面臨了歷史詮釋失語和現實人心疏離的窘境。
某些現象或事例，或許頗能說明北京在香港面對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失語和尷尬。2015年是對日抗戰暨二戰勝利七十週年。港府和親北京社團組織的紀念活動，基本承襲北京的抗戰論述，行禮如儀，參加者多為公務人員。但當年7月在香港旺角麥花臣運動場舉行的「香港各界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晚會」，則由親台灣社團舉辦，規模盛大，參加者眾，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在現場發表講話並帶領香港與會者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當演員在舞台上呈現1937年淞滬會戰中的四行倉庫八百壯士升旗場景時，現場民眾均起立向中華民國國旗敬禮致意。次年在香港舉辦的一次有關抗戰歷史的研討會上，來自中國大陸的親官方學者在會上大談「生存即抵抗」或「中共乃抗戰中流砥柱」等紅色抗戰史觀，遭到現場民眾多次憤怒指責和打斷，引起香港媒體側目。而這些場景在中國內陸是難以想象的。
在現實的人心流向上，台灣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香港人對英國式自由主義傳統的堅持，讓香港人反而更加與台灣形成政治共情效應。具體地說，對香港社會而言，港人從1980年代開始爭取普選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議員。台灣也是從1980年代開始邁入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的民主化蓬勃階段。兩地人民都是在追求一種生活的真實和人性的解放。台灣政黨政治的運作、民間社團組織與公民社會力量的發達活躍，都對香港市民團體的運行和發展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甚至是引導。當台灣開始邁入總統直接民選、政黨輪替的新階段時，一般港人逐漸將台灣視為一個不受北京控制、完全自主運作發展、實行民主自由制度的政治實體，更將台灣的政黨競爭模式視為香港人未來應當追求的方向。「中華民國在台灣」本身，也成為部份港人眼中的「民主大後方」。由是，台港兩地民間社會，在冷戰時期就已形成的文化共通意識，在1997之後基於共同面對北京的主權論述和統治壓力，轉化為一種天然親密的民主同盟關係。而上述情狀，恰恰是北京方面最為介意和敏感的。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香港親建制保守力量及北京方面一直抨擊「香港政治台灣化」或「港獨與台獨合流」，或將台灣視為香港政局動蕩「幕後黑手」，這種觀念上的根本原因，就是認為香港人的人心被「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所奪走。這對北京在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形成極大衝擊。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鏡像，對香港而言還有另一種角色功能，就是對中國內陸的價值輸出和思想輻射。大批由台灣出版機構出版的台灣社會運動史、兩岸關係史、中國歷史或時事政治題材的書籍可以在年度的香港書展、實體獨立書店以及網路上自由購買，令香港成為亞洲非常活躍的「禁書之都」。毗鄰香港的中國廣東珠三角地區民眾因為交通便利，可以輕易地在香港接觸到和台灣有關的新聞資訊及人文交流活動，以此加深對台灣和兩岸關係的理解，更能夠在香港閱聽到不一樣的民國歷史和台灣政治。從深層角度看，在1997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歲月中，透過香港這個特殊的中轉站，來自台灣的文化影響力量和價值傳遞，顯得柔性而堅韌，能夠對中國人審美的變化起到根本性、決定性的深遠影響。
1997後的「去中華民國化」
或許，正是對中華民國「深遠影響」的排斥，或許是要清除港人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認知甚至情感投身，香港社會中的「中華民國存在」情愫一直引起部分保守派人士的不悅。若以為中華民國從香港的消失，是2019反送中運動之後的結果，則是過於簡化了這條時間線，甚至是對歷史的誤解。其實早在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初，「去中華民國化」、「台灣地方化」的工作就已經在香港開始。北京當局對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實在，一直都非常敏感和介意。曾任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特別顧問的葉國華於2020年4月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早在香港1997回歸中國初期，北京方面就曾透過他，向台灣駐港機構和香港親台灣社團溝通，希望在雙十節不要到處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當時的葉國華採取中性和柔軟手法處理，盡量讓支持台灣的香港民眾將中華民國國旗懸掛在室內；同時，為了展現香港自由開放的特殊性，葉國華自己也會親身出席香港的雙十慶祝活動。雖然北京方面當時對於任職港府的葉國華出席雙十活動表達不滿，但他卻認為，基於「港事港辦」的原則，自己的處理方式沒有瑕疵。然而，2019後的葉國華則認為，香港過往具有的這種特殊性和寬鬆環境，已經伴隨北京的領導人更迭以及香港人事的變化，而消失；「港事港辦」已不存在。
2016年，港府負責文化藝術管理的部門康文署，將演出節目單中的「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中的「國立」二字刪除，引起了香港民眾的強烈反彈。2017年，康文署下屬的音樂事務處舉行40周年展覽，將1949之後香港親台灣報紙《華僑日報》上的民國紀年日期剪除，引起輿論嘩然。當時的港府康文署時候發表檢討報告，認為事件處理手法不當，未充份尊重歷史文獻的真實性及完整性，向公眾道歉。到了2018年，香港部分教科書將涉及辛亥革命歷史的章節中，刪除了「建立中華民國」字眼。那時反送中風暴尚未來臨，但敏感的人們在都意識到，「去中華民國化」工程在香港逐漸實施並持續深入的信號。
或許台灣有藍營人士會認為，香港當下語境中的「中華民國」，是港人與北京在不斷對立中，雙方相互對抗形成的特殊格局，與兩岸關係無涉。這種看法顯然是過於簡化。2021年4月，香港更進一步地正式修改教科書，將原本的「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修改為「中國國民黨遷至台灣」。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為香港政府的做法背書時表示：「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在其發動的反人民內戰中失敗，退居台灣島，從此喪失代表中國政府的合法地位，這是不爭的事實。」
上述事實引致了一個看似很矛盾的景象出現。理論上，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應該比中國內陸更加自由。但如今，中華民國在香港的現實社會和生活中，已經成為絕響。因為《港區國安法》的利劍隨時會落下。但在中國內陸，國民黨人、馬英九前總統，反而能夠不斷地高呼「中華民國」。難道中原地區比香港更自由？顯然不是。真正的原因只是，馬前總統和他的黨友在南京、上海、重慶講出的「中華民國」，是經過過濾和淨化的中華民國，只是歷史博物館中的展品，甚至只是一個自我安慰的口嗨，而不是若他的出生地香港那樣，當地民眾將「中華民國」這四個字看作是一種不同於中國大陸的生活方式、客觀實在或現在進行時的身分國家認同。此中華民國非彼中華民國，正是因為馬前總統迴避了這一根本性的問題，他才能夠在中國大陸不斷上演「中華民國脫口秀」。 如果馬英九堅信「九二共識活過來了」，那麼他可以對自己的出生地香港多看一眼，在這座舉行了1992年兩岸會談的國際城市，如今要表述出中華民國，難度係數究竟有多大。
台灣打破「亞洲價值論」 北京絕難承認中華民國
台海兩岸關於「中華民國」和辛亥革命歷史意義的論戰，在2021年從香港開始，終於在當年的雙十前後達到頂峰。歷史的戲謔之處是，當年在冷戰風雲中，和北京搶奪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歷史詮釋論述權的國民黨，如今與北京不斷握手；反而是曾經強烈追求台灣本土主義的民進黨，似乎承接了與北京進行論戰、博弈以及捍衛中華民國法統的角色。
北京方面在當年10月9日召開的「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大會」上，由習近平主席宣示：「辛亥革命…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探索了道路…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點亮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燈塔。」習同時表示，堅持九二共識，「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也會堅持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及「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來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台灣的總統府和陸委會對北京進行了強烈回應。中華民國總統府發言人張惇涵表示：「110年前辛亥革命所奠定的是民主共和，不是威權專制，今天也在台灣實現。香港的現況證明中國背棄『50年不變』的承諾，也印證『一國兩制』不可行」。陸委會則發表聲明稱：「中國共產黨一貫藉由高舉孫中山先生、卻又否定辛亥革命成功與中華民國存在事實，來凸顯其法統繼承的正當性，這是片面扭曲歷史事實。辛亥革命紀念日，就是中華民國國慶，孫中山先生與無數革命先烈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屹立不搖，台灣的民主自由體制創造繁榮社會，以及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努力，受到國際社會一致肯定，更證明歷史潮流並不在專制霸道者的一方！」
今日中國的官方歷史學者常以康熙消滅明鄭、將台灣收入版圖來比喻當下的兩岸關係，似乎康熙成為了捍衛中國主權的民族英雄。但回歸到清史的本源，這是一個歷史的誤解甚至謊言。康熙要消滅台灣的明鄭政權，歸根到底是兩個因素。首先，從遺民角度看，明鄭是漢族皇明道統的遺脈，鄭成功放言「不信中原不姓朱」，其「克復大陸」的壯志更是深刻鼓舞清代初期的中原漢族士人階層心中的反清排滿意識。這對康熙而言是巨大的統治威脅。其次，再從移民角度觀察，雖然明鄭的東寧政權後來事實上放棄了光復華夏的主張，以移民的心態在台灣生活，但這樣一個別立於中原王朝的漢人政權，始終是滿清政權的心頭之刺。因為滿清乃北胡女真後裔，人民要易服剃髮，而明鄭東寧承襲漢明之制，乃是漢文化之正宗。文化與制度的戒懼成為滿清必定要消滅明鄭的根源。後來的事實證明，在擊敗明鄭後，康熙及清廷根本不在乎是否將台灣納入版圖，反而一度考慮棄守台灣；更為了杜絕反清復明勢力，在禁絕中國沿海人民渡台的同時，也將台灣的漢民族遷移到中國沿海。
如今的兩岸互動也陷入了某些類似明鄭與清廷糾葛的情境。「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北京在中共「十六大」前後提出的論述，用以填補中國社會市場化改革、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以及毛澤東式共產主義思想幻滅之後歐的精神真空。這也是北京訴諸民族主義為治國手段的開端。辛亥革命的歷史詮釋也就從民主自由的坐標被移轉到國族敘事中。這也成為了北京當局至今都堅持和恪守的政權道統。當辛亥革命被納入到民族主義、國家強盛的語境中時，中華民國也就只是中國歷史進程的過客和博物館的陳列品，失去了內在的普世價值意義。在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遺民代表，北京視其為「 叛離一省」與國共內戰的延續。2000年前後台灣完成民主化及政黨輪替之後，台灣社會從遺民情懷走向移民在地化的新時代，北京開始將台灣的自主存在視為對自身政權的挑戰。
「我們的存在就是中國的希望，我們的進步就是勝利的保證」。這句台灣戒嚴時代的標語如果置於當下，既可以理解為台灣人的生活模式對神州大地的心靈引領，也可以解釋北京何以對台灣一直大兵壓境的原因。開放社會、言論自由、民主選舉、政黨競爭、司法獨立，台灣社會的這些基本特質與北京施行的政治管治價值觀形成強烈對比。同為華人社會，「在台灣能夠做到的，在中國大陸也一定能夠做到」，當李登輝在1996年的首次民選總統就職演說中發出這樣的豪言壯語時，也就註定了北京不會對台灣的蓬勃民主視而不見。因為台灣徹底打破了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論」，這種論調認為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是因為儒家思想、傳統文化、家庭主義、威權管治。這成為北京倡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的雛形。不過，台灣、南韓的政治民主化轉型與香港人對普選的追求，在事實上已經宣告了李光耀理論的破產。但越是如此，兩岸之間的對抗越會加劇，北京越會否定台灣的制度價值，其官方學者如張維為等不斷對中國青年一代人說教「台灣民主是笑話」、「台灣的行政效率低下」云云。
承上，北京沒有任何可能承認中華民國的歷史意義，因為這種承認會削弱後來的中國共產革命的正當性；北京更不會接納現實中存在於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因為這對北京而言是一種政治自殺。不論今天的中華民國或台灣是遺民政權，還是移民政權，北京都會將其視為政治上博弈、競爭的對手，而且是不可調和的對手。任何以為北京會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或可以在兩岸互動中表述出中華民國空間的想法，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兩岸雙方的對抗表面上是主權爭議，但實際上是生活方式、核心價值甚至文化選擇的對抗。這也是馬英九在拜謁中山陵和南嶽忠烈祠時，行諸文字的花籃題款，被北京方面「去中華民國化」、「去政權化」，其身分只能是「中國國民黨前主席」的根本原因。而中華民國在馬英九出生地香港的發展境遇，更是為北京的這種歷史敘事與現實政策，做了最全面的註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