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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沉默，出版書籍
因「間諜罪」在北京服刑六年零三個月，於2022年10月獲釋回到日本的鈴木英司先生（以下簡稱鈴木），不久前出版了《中國拘捕2279日—被當做間諜的親華派日本人的記錄》（日文：《中国拘束2279日-スバイにされた親中派日本人の記録》 每日新聞出版 2023年4月）。
自2015年起，有十七名在華日本公民因觸犯《反間諜法》而被中國公安機關拘捕。即使免於起訴或刑滿釋放回到日本後，幾乎都沉默是金。
日本社會向來有「不給他人添麻煩」的約定俗成。媒體曝光後，會給家人和鄰居帶來騷動和打攪。且在中國被拘留的事，就是本人全身長滿嘴巴，也在無數目光的白熾光燈泡下，真是「黃泥巴掉褲襠，不是屎也是屎」。
更主要的是，懼怕來自中共後續的恐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誰能擔保在日本就是百分之百的人身安全的呢？即使親歷者想公開事實，討還公道，來自親人、潛規則社會的壓力，也會使親歷者成為一只永不開口的貝殼。
鈴木自回國後，積極打破沉默，接受了日本多家媒體的採訪。本次親自撰書，在《後記》中表明：不僅現在，而且今後將繼續以自己的語言和責任，講述這六年被拘捕的親身經歷，而這兩個理由是表明自己「不是間諜」的重要因素。
第一：希望今後不再出現第二位同樣的受害者。
第二：希望中共改善人權。
學生時代滋生日中交流的願望
1957年出生的鈴木，從中學時代起就萌生日中交流的願望。
初中三年級，國文課本中有一篇竹內好翻譯的魯迅的短篇小說《故鄉》，格言式的結語，令少年鈴木感到浪漫：
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老師告訴學生：從今往後的時代，中國必將成為世界大國。
這時中國尚在文革時期。中日之間雖無國交，但民間互通往來。少年鈴木從「中國物產展覽會」上喜滋滋地買回《毛澤東語錄》和「人民帽」，開始訂閱日中友好協會出版的《日本與中國》。
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高中一年級的鈴木清楚地記得田中角榮首相抵達北京空港時，身穿人民服的周恩來前去迎接的歷史畫面。
少年鈴木此時已經漠然預感到今後也許會從事日中交流的工作。考入法政大學專攻中國的政治外交。
法政大學曾在日中兩國關係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清末中國人出洋運動中，留日學習法政的特別多。一是明治維新的成功，樹立了仿效西洋憲政的範例；二是清末立憲派的活躍。宋教仁、湯化龍等人都曾在法政大學學習西方以及日本的法律知識，在辛亥年間的憲政建設中起過重要作用。
鈴木從這所大學碩士生畢業之後，進入全日本農林勞動組合中央本部書記局工作，主要擔任政治、國民運動與國際交流工作。國際交流中，特別重要的是與社會主義國家的交流，日本勞動組合總評會與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交流，使得鈴木去中國成為現實。
1983年，作為社會黨青少年局訪華團中最年輕的團員，應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邀請初次訪華。成員訪問了北京、哈爾濱、長春、上海等地，調查日軍侵華實態，內心受到震撼。
1984年訪華，遇到影響他一生的張香山（1914-2009）。張香山是中共日本問題專家，還擁有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共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日中友好二十一世紀委員會中方座長等頭銜。
在本書中，鈴木幾次談到這位中共對日關係的重鎮。每次訪華，受到張香山的宴請款待和話語鼓勵。這也是鈴木能保持與中共高層交往的重要管道之一。張香山撰寫的《日中關係的管見與見證》，鈴木也擔任翻譯。
「空氣和天空，全都是新鮮的」。鈴木寫給家人的明信片中充滿對中國的感動。
到2017年的那場突然綁架式的拘捕為止，鈴木訪華多達兩百餘次。他不是將日中交流當做拿薪水的當差，而是發自內心熱愛中國。
年輕的鈴木還曾擔任過社會黨內「日中委員會」委員長竹內猛議員的秘書。由於鈴木與中國的良好關係和他豐富的知識，他也成為社會黨內的「中國通」。離開社會黨之後，他決心到中國去教日本的政治。此時，鈴木39歲。
北京的「文教專家」和東京的「中國通」
自1997年，鈴木先後在中國的四所大學任過教。也就是北京的「文教專家」。北京外國語大學、外交學院、國際關係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培養的都是中國頂尖級的精英。其中外交學院培養的是外交人員，而國際關係學院是國家安全部招兵買馬的主要來源。另有一說，直接隸屬國家安全部。
鈴木寫道：該校全部實行秘密主義，學生的名字都是偽名。在這裡任教時，住在北京友誼賓館的專家樓，去學校授課，有專用奧迪小車接送。但不能進入辦公室，工資也在校園內有人直接遞交給他。學生大都是地方安全局有關係的子弟，畢業後進入地方安全局。工作對外都一律說是「公務員」。與學生一起吃飯，拍照都不被允許。
在中國的其它幾所大學任教，薪水遠不及日企駐京人員，但鈴木感到充實而愉快，與學生關係很親，一起喝啤酒，談天說地。尤其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時，還被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中日民間交流50年》刊登照片：在外大任教的日本友人鈴木英司利用餘暇學燒中國菜。
對於中國大學生提出的「侵華戰爭」、「靖國神社」等敏感問題，鈴木的回答，也「近乎完美」。事實上，在日本，鈴木這一代或者上一代，對日本侵華戰爭懷有贖罪感。這不是單純的「左派」或「右派」能「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就能劃清的，與日本親歷戰爭的悲慘與戰後絕對和平主義教育也有關。
1999年，在「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時，鈴木甚至與北京的學生一起去美國使館前參加抗議遊行。
那些年和以後的那些年，鈴木作為日本的中國通，在北京建立了廣泛而深厚的人脈網。包括受到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前總理李克強的接見。曾擔任過周恩來日語翻譯的劉德有，中國的大學，社會科學院的研究者們，中央以及地方的官員，都在鈴木的廣義的「朋友圈」中。他參加各種學術與社會活動，忙得不亦樂乎。他教過的學生，遍佈中央及地方。
九十年代，鈴木參加中國的「扶貧活動」，曾給陝西省的貧困縣捐款一萬人民幣，使得47名小學生能購買兩年文具品。他本人並不想張揚「善舉」。但由於任教的大學收到五十多封感謝信，鈴木的事跡榮登《北京晚報》以及國家專家局的季刊《國際人流》。
由於鈴木深入的「親華」行為以及任教經歷，反倒使得他的中國朋友擔心他回到日本會被認為是「中國的間諜」。他做夢也沒想到，他卻由於「日本的間諜」而被投入中國的大牢。
參加植樹活動的「北京義工」竟是安全人員？！
回到日本後的鈴木，擔任社團法人日本海外協會事務局局長，並參加了時任首相小渕恵三因長江洪水之災而向中國提議以一百億日元資金成立的「小渕基金」，又稱作「日中綠化基金」名目下的植樹造林活動。本來這個組織是日本外務省認可的，以與巴西交流為主的組織。
於是，鈴木於2010年成立「日中青年交流協會」，為日本全國七大日中交流團體中最年輕的理事長。該協會承擔了植樹造林項目，得到「全青聯」（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全面支持的承諾。
然而，又一個堪勝小說驚悚情節的意想不到。
2010年，參加「中日青年遼寧省錦州生態保護三期工程」啟動儀式時，一名自稱來自北京的「志願者」隨行。
七年後，鈴木被拘捕審訊時，一名審訊官趁隙問他：「我們曾見過一次，記得嗎？」
鈴木想起來，眼前的此人就是在植樹造林友好活動現場的那名「北京志願者」。
原來友好活動的一舉一動，早就在中國國家安全部的監控下。
綁架式的拘捕--三年前的餐聚成為「犯罪嫌疑」
2016年7月15日，59歲的鈴木結束了在北京五天的工作行程。他走出「二十一世紀飯店」，隨手招呼了出租車。一輛白色的出租車從相反的線路開來。這輛車不同於一般北京出租車的綠色和土黃色的雙基調色。而且也不走鈴木要求的高速公路。路上司機還拿出手機聯繫，鈴木似乎隱隱約約感到不對勁，但並未放在心上。
近一小時左右，到達國際出發航站。出租車停在一輛白色的麵包車後面。六名身穿T恤衫的壯漢已經包圍過來。鈴木稍覺不快，但還是取出行李開始走向航站，兩個小時後，飛機就要起飛了。
「你是鈴木嗎？」一名壯漢問道。
「是啊」，鈴木本能地答應。
三、四名壯漢將體重九十六公斤的鈴木塞進了麵包車的最裡面，然後解除了手機、手錶、褲腰帶，套上了黑頭套。
「你們是誰？」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
在未經正式拘捕的七個月「監視居住」期間，不知年月日，不知星期幾，不見幾點鐘，不知白天和黑夜。在他的哀求下，允許見過十五分鐘的太陽。但鈴木聽得見狗的吼叫，這是追捕犯人的獵犬。
隨著審訊的進展，鈴木終於明白了「間諜罪」嫌疑竟然是三年前，也就是2013年12月4日在北京與中國的外交官湯本淵的一次餐聚。湯曾任駐日中國使館公使參事，2013年回北京後進入中央黨校。鈴木以為他早已走上了更加輝煌的金光大道。
然而，審訊官「老師」的眼睛是亮劍的。早就把握了這次餐聚談話的詳細內容。審訊官要求鈴木稱之為「老師」。
但鈴木認為談話中涉及的金日成的女婿，也就是現任朝鮮最高領導人的金正恩的姑父張成澤的部下以及本人被「肅清」的事，日媒，不，全世界的媒体已經公開報道，根本算不得機密。而且湯也表示此事「不知道」，但「老師」告訴鈴木，未經新華社報道的消息，口不貼封條就已「違法」。
本書中，鈴木非常誠實地坦白人性之弱。
「監視居住」的審訊期間，當「老師」留下「作業」。「明天審問這個問題」時，晚上就翻來覆去思考如何「過關」，在第二天的審訊時，會不由自主地回答一些多餘的話，結果反而使得「老師」認為鈴木記憶力驚人，加強審問。
調查日本的中國研究狀況
鈴木印象最深的是「老師」審問關於日本對中國研究的狀況。因為鈴木作為「中國通」，在日本的大學以及研究會演講，還是創價大學的非常勤講師，除了翻譯過張香山、金熙德的著作之外，還出版過《中南海100日秘聞 日中國交正常化與周恩來》(三和書籍)。
「老師」列舉日本著名的教授們的研究課題，審問研究內容。這些課題都是日本文部科學省資助的，關於中共政策決定過程的研究。
「不知詳情」。鈴木回答。
「他們究竟在研究什麼？關於中國，用不著他們研究。」「老師」露出崢嶸面目。言下之意，「繼續搞下去，莫怪我們不客氣」。
2019年，國立北海道大學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岩田將教授，應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訪問北京遭到拘捕。這條消息，在日本中國學界引發小範圍地震，「思考新日中關係研究會」的教授們聯署發出聲明，要求中國政府公開資訊。
實際上，這前後，已有多位在日華人教授在回國之際遭到「被喝茶」、秘密傳喚、「監視居住」。但由於華人研究者比日本研究者不同，母國的家屬實為人質，更只能將打落的牙齒連血吞下。
2017年至2020年，鈴木經過一審、二審，被判刑六年。2022年10月11日，刑滿釋放回國，時年已過65歲。
拘留所和監獄裡遭遇各種驚奇之事
一審時，押送車裡竟然遇到湯外交官，就是導致鈴木「間諜嫌疑」的那場餐聚的中國外交官，屬中共「團派」。兩人被關在同一拘留所，但此時戴著手銬的兩人「相遇」，鈴木只覺得幻似電影的一個驚奇片段。
「中國到處都有秘密警察。非常可怕。擁有絕對的權力。因為秘密警察，所以我們分別被抓」。湯外交官囑咐鈴木回日本後將這個事實公開。
更為驚悚的是，湯外交官告訴鈴木，日本的公安調查廰裡，隱藏著向中國提供情報的大人物間諜。
湯外交官與日本的公安調查廰有何關係，鈴木不知道。自己回想起來受審時，中方也拿出過日本公安調查廰職員的身份證複印件要自己一一確認。為什麼中方會有日方如此詳細的資料，甚覺蹊蹺。
回國後的鈴木，在網上未搜索到關於湯外交官的任何消息。此類審判都是秘密進行的，鈴木當然搜索不到。
在押送車裡，鈴木還遇到一位日本同胞。
這位來自札幌的同胞與鈴木在拘留所同居一室。雖同為「間諜嫌疑」，但這位同胞似乎對日中關係仍然充滿信心，他堅信自己無罪，回到日本後仍然打算促進北海道與中國的經濟合作關係。只是這位連中文都說不好的同胞後來被判12年有期徒刑，是鈴木刑期的一倍。此人病死於中國的監獄。
本書的第三章中，鈴木記載了腐敗的中國監獄生活，也耳聞目睹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比如，被「雙規」的「腐敗幹部」；中國人的「間諜犯」，這些「間諜」包括中國的外交官、警官、醫生、航空研究人員、一般職員，甚至包括安全部內部工作人員等。
而外國人的「罪犯」都與「涉嫌危害中國安全」有關。外國犯人與中國犯人關在同一監房。進進出出的犯人帶來各種信息，鈴木只有瞠目結舌的份。
比如：原奧林匹克游泳選手候補、解放軍少尉、國家安全局工作人員。表面上是澳門一家公司的老闆，實際上卻為諜報員。由於被指控接受美國中情局的金錢收買而被捕。難道是雙料間諜？不得而知。此人揭秘，尖閣諸島（中方稱釣魚島）來往的漁船，船員被稱為「武裝漁民」，原來都是軍部人員。
在鈴木的記憶中，鄧小平曾經闡明中國在這個問題上主張擱置爭議的立場，並且中日兩國就此達成某種共識。「中國並不是具有攻擊性的國家，何時起變化了呢？」
在拘留所，鈴木甚至曾與最高人民法院的原法官王林清同居一室長達六個月。由此，鈴木得到了學習中國政治的機會。
原來中國國家保密局分為「情報」、「秘密」、「機密」、「極秘」四類。鈴木犯的「罪行」還只是最輕的「情報」。王法官告訴鈴木，所謂「依法治國」在中國是不可能的，中國不存在什麼人權。後來這位「全國法院辦案標兵」、「青年傑出法學家」候選人被以「受賄」（陝西千億礦權案）與「洩露國家機密」兩條罪最被判14年徒刑。
拘留所裡的貴賓室則是被「雙規」的高幹專用的。北京某郵局局長告訴鈴木，國際郵件全部經由安全部不留痕跡地開檢過。「那是一種特殊的漿糊」。
還有一名三十歲左右的男子原來是國安部人員。他告訴鈴木，中國自2014年的《反間諜法》與2015年的《國家安全法》實施以來，加強了對外國人的監控。國安部系統內將2015年和2016年定位「國家安全年」，拘捕在華日本人也從此時開始。他估計鈴木的拘捕也與此有關。
「日本有很多中國國安部人員嗎」？鈴木問。
「不多。但國安部每月都會向日企和日本的大學定人定期匯款，根據內容加算報酬」。此人答。
鈴木不知道他犯的什麼案，他只說死罪難逃。
二審後的鈴木被押送到「北京市第二監獄」。這裡關押著各種犯人，有的與走私有關。
「新人教育」三個月。除了練習疊被子、操練，就是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紅歌。對不識漢字的外國犯人，就標記拉丁字母讓練唱。2022年國慶節，鈴木還被選進歌唱隊，參加監獄裡的歌唱大會。就是平日私下嘀咕「討厭共產黨」的奈及利亞犯人也因為唱紅歌比賽能獲得牙膏粉、保濕霜一類而認真練歌。
監獄實行加分制。據說如果改造得好，在胡錦濤時代還有假釋或提前釋放的可能，而如今這種希望近乎無限透明的無。
六年零三個月的拘留生活結束，鈴木從96公斤的體重降至68公斤，回到日本後必須重買衣服。
本書第四章，鈴木對日本政府救援不力有所微言。認為駐北京日本使館未能發揮外交手腕，而且拜託的傳話，使命未達。
仍然呼籲日中民間交流的重要性
中國不久前通過修訂後的《反間諜法》，新增28條，修訂或拆分37條，明顯擴大了被檢舉的對象。而這一法令將自7月1日起實施。由於其界定不周密，不透明，為當局提供了廣泛的解釋空間。而人們卻不知紅線在哪裡，很可能一不小心就踩向地雷，被認定為偽裝的特務，削尖腦袋就是來華刺探情報的。
比如「本法所稱的間諜行為」包括：「關係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數據、資料、物品」，具体指哪些呢？
比如，手機內存，電子郵件，外國通行的社交軟件，是否可能入關時被檢查？購買的舊書、舊地圖，是否不符合今天的書籍審查？比如隨手拍的寫真，外表看上去只是一家普通醫院，但可能住院者裡有黨的高級幹部，又比如一些基礎設施，可能是秘密軍事設施。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防不勝防。
對於中日交流、旅行、留學、中國研究，都只有負能量。即使百般輸誠，仍然有可能遭變臉。俗話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那麼，我還要不要去中國？這是任何一位前往中國的外國人以及在外華人擔驚受怕的原因。
鈴木仍然關注的日中關係問題。
在本書第五章中，鈴木認為，日中民間交流，當下比任何時候更顯得重要。自己以及日本人被拘留者增多，引發寒蟬效應，反而不利於兩國資訊以及人員的互通有無。日中兩國關係，比任何國家關係都不同。超越冷戰關係，長期以來是由於民間渠道的地下活水的暢流。
鈴木對日中兩國政府都寄語現在與未來。
在台灣問題上，他寄望日本儘管有日美安保同盟，但勿忘自己既在西方陣營，又在東亞陣營，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地緣政治上，與台中都不可分割，發揮外交手腕，促進台中和平對話，引領亞洲安定和平。
對中國，鈴木希望尊重台灣，發展自身的人權和民主主義，建立與台灣的信賴關係，不要強制統一，一定會有基於雙方意志走攏的時候到來。中國應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要阻斷日中之間的人脈往來。
對台灣，鈴木希望不刺激中國而積極發揮能動性。
「表面上經濟發展的光鮮的舞台背後，言論、表達的自由被剝奪，許多人遭至彈壓，這一事實，我們不能忘記」。
鈴木不幸親歷黑暗世界的一角，但並未喪失對未來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