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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香港政府在2020年一聲令下，宣佈改革通識科，不到一年時間通識科已被「斬件另上」，轉生成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社科），並於去年9月開始實行，亦意味自2009年伴隨香港「三三四」新學制而生，曾成為多少莘莘學子高中三年必經階段的通識科，再過今年就將成為絕唱。而今年將面對公開試的中六學生，赫然成為了經歷通識必修的最後一批的「通識末代」。
曾在拔萃女書院任教的通識老師楊子俊，兩年前在筆者的另一個訪問中曾提到，他所任教的中學早在好幾年前起，已經開始逐步於低年級取消校內通識科的「銜接」課程，而那時還未有二零一九的花鳥風月。
所以對於通識之死，二零一九的一場浩浩蕩蕩迎來的新時代是因還是果，其實反而更加謎人，或者說通識的必需死只是時間問題，二零一九剛好是能圓了的藉口。也無必要令一切更體面，反正在老師眼中的「或者未來能做到更完美」，在他們眼中只是「或者未來難做到更完美」。
卻又會此衍生出一個更值得細味的問題。
當年推行「三三四」新學制時，面對通識科可預見的「制度性」問題，多少社會賢達曾出言護航，將通識描繪得如風花雪月；當十年間可預見的「制度性」問題一一兌現時，是多少老師和學生共同迎刃，犧牲心血時間甚至成績；當十年後通識雖然未達當初所想，卻已有悠然秋色時，權貴欣賞過後感覺有點膩。
然後就沒有然後，推行的前特首大模廝樣地直認失敗，卻那些年的社會賢達以至問責官員，丁點的責任也無需負上，但又多少莘莘學子就淪在了他們自以為的「失敗」中。
訪問的最後曾問過老師們通識孰成孰敗，小說也有十數老師的回應，沒有老師給予一個肯定的立場，就恰如通識科的範本答案——傾向一方，很大程度，但總有自我駁論。其實無人能為通識的成敗作一定論，但如果跳出框架，跳出通識所教會我「批判性思考」的框架，作為一個享受過通識「黃金世代」的過來人，我是如此想著：
我們，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其實正活在最美好的年代，當然是比較上的，即使資訊月異，但是科技日新，我們正享受著多少前人所未有過的便利，那通識科上的六大單元概念，多少的出現都印證著當下世代和時期的美好：對公共衛生的重視、全球化的急速變迭、能源發展終於迎來的環保衝擊、甚至今日個人成長中越見平常的情緒病，無不提醒著我們正身處一個怎樣的時期世代。我不敢說沒有通識，學生們就會對此不再，但世間的美好，從來是先有知道，才能再談珍惜，而這些學生不正被剝奪知道的權利，也就被剝奪珍惜美好的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