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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零年元旦前夕，中國政法大學工會為了迎接新年舉辦教職員工圍棋比賽，給喜愛圍棋的我提供了一個釋放六四屠殺事件以來抑鬱心情的機會。我在教職員工圍棋比賽中一路過關斬將，最終獲得了冠軍。這是我在圍棋比賽中所取得的最好成績，既是我個人值得慶倖的喜事，也為所在工作單位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增添了榮光，但在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同仁的新年團聚會上，回顧過去一年個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時候，我並沒有將獲得圍棋冠軍的事情說出來與同事們分享喜悅，原因是我當時已經做出了決定：偷渡出境，為獄中的朋友和同道呼救，心情欠佳，情緒低落。
決定偷渡出境，為獄中的朋友和同道呼救，這無疑是我有生以來所做出的最艱難、最痛苦的抉擇。作為曾經的公安邊防部隊軍人的我十分清楚，偷渡出境是十分危險的行動，一是在偷渡出境的過程中有可能遭到邊防軍警的槍擊，二是一旦偷渡出境的行動失敗被捕，將會舊賬新賬一起算，極有可能被以叛國出逃的罪名判處重刑；即使偷渡出境的行動得以成功，也必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能再回到中國。也就是說，無論偷渡出境的行動是否成功，都意味著我十年寒窗苦讀的成果將付之東流，從此將與熟悉的中國文獻學專業絕緣，離開喜愛的大學教學和科研領域。
我從小到大學習成績優異，尤其喜歡閱讀和寫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停課鬧革命時期，也都沒有放棄閱讀和寫作。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時候，我是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因為與母親所在工作單位的圖書資料室管理員關係密切，開始悄悄地閱讀了大量當時已經被視作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毒草而明令查禁的中國現代小說，其中包括巴金的小說《家》、《春》、《秋》，茅盾的小說《子夜》，周而複的小說《上海的早晨》，歐陽山的小說《三家巷》、《苦鬥》。此外，每天必定要閱讀父親所在工作單位訂閱的幾份報紙。持續而系統的閱讀，明顯地提高了我的寫作能力，我在高中時期的作文幾乎每一篇都成為語文老師在班級中講解的範文。一九七四年四月至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我在父親的老家浙江省平陽縣宜山區鳳江公社下鄉插隊當知青，每天夜深人靜之際也總是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從事閱讀和寫作，將《唐詩一百首》、《宋詞一百首》和《元曲一百首》三本書讀得滾瓜爛熟，並將中共官方編發的作為批林批孔運動參考資料的儒家和法家的文章反復研讀，提高了古漢語的閱讀能力。
正因為我長期堅持閱讀和寫作，從而在一九七七年突然恢復高考的時候能夠如願考取中國最好的大學北京大學。一九七七年的高考競爭異常激烈，考生人數多達570萬人，考生人數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最多的一次，原因是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停止了高考，因而有十年的中學畢業生和中學肄業生參加了一九七七年的高考。而一九七七年高考錄取的人數只有27萬人，錄取率應該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最低的一年。在一九七七年高考中最有競爭力的是一九六六年的高中畢業生，其次是一九六六年前的高中生和初中生。像我這樣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學畢業生，在校期間並沒有學到多少東西，原因有二，一是中學課程從原先的六年縮短為四年，二是重視所謂的革命，而不重視教學，學農（到農村勞動）、學工（到工廠勞動）和學軍（軍事訓練）佔用了大量的教學時間。不過，我在參加一九七七年高考的時候倒是對自己深具信心，在不知道高考成績的情況下毅然將三個報考志願都填寫了北京大學，依次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北京大學法律系。當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只有古典文獻專業在浙江省招生，因而我被錄取為古典文獻專業的學生。考生們通常會將三個報考志願填寫不同等級的大學，以提高被錄取的幾率，像我這樣填寫報考志願的考生即使不是絕無僅有的，也應該是極為罕見的。
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取得碩士學位之後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任職，成為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唯一一個具有文獻學專業背景的人員，接受過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古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考據學的完整教育和嚴格訓練，因而在一九八七年秋季就給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國法律思想史專業和中國法制史的一九八七級碩士研究生開設了必修課《中國文獻學史》，一九八八年又連續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國法律思想史專業和中國法制史的一九八八級碩士研究生開設了必修課《中國文獻學史》。這種情況在論資排輩思想嚴重的中國高校中實為罕見，可謂是青年教師中的佼佼者。另外，我當時已經在準備教學講義，計畫陸續給碩士研究生開設版本學、目錄學、考據學等課程，給本科生開設中國思想文化史系列講座，內容包括先秦諸子百家、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一九八七年，在我提前晉升中級職稱的時候，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江平曾經特意召見，對我的教學和科研成果讚賞有加。當時，我根據自己的教學和科研狀況，有信心在五年之內晉升高級職稱。
決定偷渡出境，為獄中的朋友和同道呼救，這也是我有生以來所做出的別無選擇的抉擇。一是為了信守承諾。我清楚記得，就在六四屠殺事件發生的前一天，王軍濤曾經對我講過的一番話：「你的情況與我有所不同，你在這次運動中始終沒有參加任何組織及沒有在任何組織擔任職務，而且你過去也沒有參加政治性組織活動並受到處罰的前科，因此這次運動即使遭到鎮壓，你有可能不會被捕判刑，如果情況真是這樣，希望你能夠力所能及地承擔起救援被捕判刑同道的責任。」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王軍濤的請托。二是出於俠義精神。我從小到大就崇尚俠義，年少時為了行俠仗義曾經拜師習武，就讀大學以後喜歡武俠小說，研讀《史記》時最喜歡其中的《刺客列傳》，在王軍濤、陳子明、劉蘇裏、陳小平等同道好友面臨死刑判決的時候，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哪怕是放棄大學教職，無論承擔多大的風險，哪怕是被捕入獄，我都必須採取救援行動，否則將一輩子於心難安，無顏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