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終審法院就呂世瑜案的刑期法律爭議頒下終極判詞，判決可謂國安法的又一里程碑。一錘定音之後，以後一經定性為「情節嚴重」，劃一最低刑期需要從五年起跳，若要降低刑期，只能通過國安法第33條的所述條件。判決固然對其他國安法案件影響重大，亦同時突顯國安法對香港普通法的凌駕性，繼無罪假定後，減刑原則，另一個普通法的重要基礎又再蕩然無存。
按照原國安法條文，判刑的量刑起點依據情節嚴重性（或參與程度），而在呂世瑜一案中，原審（初審）判刑時根據國安法第21條，即須判囚五年以上、十年以下，並以五年半為量刑起點，加上認罪的三分之一刑期扣減，實際上只為三年八個月。然而檢控官認為根據國安法第21條，總刑期需要達至五年以上，因此令呂世瑜刑期改為下限的五年，亦變相令認罪並不獲減刑，隨著呂的上訴，開啟就國安法最低刑期的法律爭論。
今次終院所頒下的判決，最直面的衝擊固然如上段所言，令認罪完全失去其本身意義，認罪本來是提供誘因讓被告供認行為，作為一個最直觀強而有力的求情因素。但當刑期有可能達至認罪和力辯到底，所有「情節嚴重」都自然會選擇後者，也就有違社會公義的原則，觀感上如同被告並非真誠認錯。當然認罪在一個嚴重社會不公義的情況下，可被視為一種抗爭手段，以認罪換取時間，換取自由時間繼續力抗不義，如鄒幸彤的自述所言，而今次終院的判決從簡易邏輯而言，正好亦限制了此「抗爭手段」，也就正好說明為最低刑期設限的不公義。
終院今次判決，亦為正在審理的47人初選案、延期不斷的黎智英案帶來最直接的影響。各被告的刑期將視乎法官對被告的案情罪行的屆定，是否越過「情節嚴重」的界線。而向控方提供供詞的數名被告，又能否如今次終院判決中，適用國安法第33條所述的任何一種「降級」條件：「自動放棄犯罪」、「自動投案」或「揭發他人犯罪行為」，將成為下一個連帶的觀察點。
但今次更可能帶來的潛在法律爭議，是五年最低刑期的定義。今次判決對刑期的定義，是考量所有求情理由後的結果，但一般而言，犯人若在獄中行為良好，可以再獲扣減三分一刑期，再在出獄後接受監管，一種類似假釋的概念。此種「減刑」會否再被爭論，要求犯人實際服刑滿五年，雖然可能性頗低，畢竟將牽涉整個刑罰制度，更會觸及刑罰的本義目的。事實上今次終院亦強調，在量刑時應有「更生」的考慮，雖然維持上訴庭的決定駁回被告上訴，但亦多番反駁上訴庭所頒下的決定理據，再觀乎綜合其他的考量「更正」，強調國安法和同地法律有所區別，終院的意思值得更深入推敲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