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在網路上和一位身處海外的華人聊天,聊到了中國人的陋習,這位海外的朋友感慨:在所謂「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中國,處處還是可見靠人際關係跟血統辦事。這是從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到菁英階層都根深柢固的觀念,想要讀重點學校,進好的企業、提拔官員,評等晉升、打官司等等,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找關係、塞紅包,透過親朋好友的幫忙,而不是透過遵守規則和法律來解決問題。老百姓們普遍認為,只要你有過硬的人際跟血統,就沒有辦不成的事情。不信的話,你可以隨便問一個來自中國的朋友,看看他是相信法律還是人際關係?
自助精神才是國家富強的泉源
聽了他的話,我突然之間想起了來到臺灣之後,我在一本《發現臺灣》的書裡,讀到的自助者高貴精神的故事。
1844年,英國北方的一個小鎮上,在寒冷的冬夜裡面,一群又一群年輕人,走進了鎮上一間寬敞的大廳,專程來聽一位紳士演講。他們等的是一位叫山繆.斯邁爾的作家。斯邁爾每次都來講瓦特、講史蒂芬生、講工業革命裡面的英雄人物。這些工業家、企業家、發明家,跟小鎮上的年輕人一樣出身寒微,但憑藉過人的毅力跟自學精神,終於成就超凡的事業。
斯邁爾告訴年輕人們,英國之所以成爲世界上的泱泱大國,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夠開出如此璀璨的花朵,就是憑著無數的勤奮、刻苦、負責,他們毫不退縮的人格。
1859年,也就是這些聚會的15年以後,斯邁爾把這些演講稿,修改以後就出版了,書名取名爲「自助論」。他在書裡面寫道,他在這些青年聽衆的身上,看到了自助精神的化身。自助精神不但是個人成就的基礎,也是國家富強的泉源。
很多人會誤解,我們自身的幸福,必須要依賴制度的保障,所以會要求有完美的法律、機構和制度,要求完美的「社會」,以爲只有在一個外在完美的環境裡面,個人才能得到充分發揮的機會,而幸福就唾手可得。但在斯邁爾看來,立法的作用其實被過分誇大了。制度的好壞,雖然有一定的影響,但更重要的其實是:「沒有任何的法律,可以讓懶惰的人勤勞,讓奢侈的人節儉,讓酒醉的人清醒。」即使最完美的法律制度,也不能爲個人提供主觀的目標跟強烈的動機。立定志向的是個人,採取行動的是個人,而面臨失敗跟困境,從挫折之中站起來的也是個人。因此推動社會跟文明進展的,只能是人的本身。更精確地講,不是人的聰明才智,而是人的性格,自尊、自重、勤勞、堅毅,這是一種「自助的高貴精神」。在斯邁爾的眼裡面,「任何在心靈上,已經成爲奴隸的國家,是不可能因爲統治者,或是制度的更換,而得到解放的。」
四維八德與台灣的民主轉型
在中國歷史長河的演化裡面,有出現過斯邁爾的《自助論》,裡面提倡的人的品格類似的理論,而且還遠遠比西方早很多,最早的《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春秋時期的管仲,更是把《管子》裡面,禮、義、廉、恥稱為國之「四維」,而國父孫中山先生也在《三民主義》裡面,「民族主義」第六講,特別倡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合稱「四維八德」。
這也是為什麼,退守到臺灣的中華民國,會大力提倡「四維八德」。在中國大陸開始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時,在民國五十六年五月,總統蔣中正就決心開亞洲各國的先河,以一年為期,推行九年的國民教育。正是堅持正統的中華文化,恪守「四維八德」,最終,臺灣沒有流一滴血,就發生了華人社會的「寧靜革命」,完成了舉世皆然的「民主轉型」。
鼓吹鬥爭 中共拋棄了中華文化的精髓
所以,我覺得,「普世價值」的出現,其實東方遠遠早於西方,而且論述也不弱,只是在現今的共產中國,並不真的倡導和傳承這些真正屬於中國人的精神。反而不斷的用「革命」和「鬥爭」,通過洗腦,使得億萬中國人變成「小粉紅」,成天只會叫囂著,「寧願神州處處墳,也要殺光日本人」、「解放臺灣,留島不留人」。在共產黨刻意的扭曲和誤導之下,中國人早就把屬於中華文化精華的「四維八德」給忘得一乾二淨了。所以才會有專家認為,中共並不是真正的中國人,他們為了政權的鞏固,把中華民族的善良跟美德,通通拋到腦後,造成現在的中國人,唯唯諾諾,臣服於中共的獨裁統治之下,最終成就了習近平那顆放不下權力,成為定於一尊帝王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