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樹立「紅色文化宣傳隊」烏蘭牧騎模式六十周年。近年以來,中共將烏蘭牧騎命名為「草原文化名片」,官媒將其活動作為報導的熱門題材,中央電視台也將烏蘭牧騎列為「國家記憶」。那麼,烏蘭牧騎作為「國家記憶」和「草原文化名片」的意圖和意涵何在?
1. 「國家記憶」的過濾和洗白
1957年是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十周年,中共將其作為「區域自治的模範」。中共最高領導層批准了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烏蘭夫在內蒙古進行文化宣傳試點,在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籌建第一支烏蘭牧騎。 烏蘭牧騎仿效列寧「紅色角落」的宣傳形式和名稱,以蒙古語命名,漢語釋義為紅色嫩芽。經過了八年,烏蘭牧騎已經建立了30多支專業文化演出團體,被列入中共的事業編制。1964年底,全國少數民族群眾業餘藝術觀摩演出會後,經中共最高層的同意,烏蘭牧騎被定位為「文藝戰線的一面紅旗」,在全國巡演,推廣烏蘭牧騎作為「紅色文藝輕騎兵」的形式。「紅色文藝輕騎兵」的名稱象徵了中共牟取政權和獨佔權力的「法寶」,「槍杆子」暴力為後盾的「筆桿子」宣傳。
烏蘭牧騎演出形式和內容借鑒了薩滿教活動和安代歌舞。這類傳統音樂、舞蹈、曲詞以及持續了數百年的巡演,適合於蒙古人遊牧生活,覆蓋交通不便的人群,逐漸演變成民間文藝和娛樂的重要形式。烏蘭牧騎結合了上述藝術形式和巡演,走村串戶宣傳中共政策,強化了對中共不同時期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華國鋒、習近平的個人崇拜,跟隨中共在不同時期指導的宣傳方向。 近兩年來,烏蘭牧騎依照「中共二十大精神」,在基層編演相關曲目。中共也再次將烏蘭牧騎作為宣傳樣板。
「國家記憶」將烏蘭牧騎塑造為「始終傳遞黨的聲音」的連貫敘事,其方法是刪節過去發生的重要事件。不過,正如民謠所描繪,「共產黨,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最高層權力鬥爭勝者決定了烏蘭牧騎的沉浮,以及傳遞何種聲音。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隨後,將烏蘭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破壞祖國統一、搞獨立王國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中共最高層借清洗烏蘭夫和支援者,以「打擊民族分裂」、「挖肅反黨叛國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人黨)」以及杜撰其他罪名,對不足兩百萬蒙古人,實施種族清洗,導致約2.8萬人死亡,佔蒙古人口比例1.4%,傷殘人數8萬多人,比例為4%,關押率近五分之一。烏蘭牧騎演出隊也不能倖免,烏蘭牧騎首批演員伊蘭的丈夫被標定為「內人黨」,遭受迫害導致精神病,伊蘭與她四歲的兒子塔拉也被關押,塔拉在關押期間致殘。1970年,內蒙古自治區各旗縣烏蘭牧騎都被改名為「軍管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1973年,烏蘭夫被恢復了部分權力,烏蘭牧騎也復原了初始名稱。 「國家記憶」刪節了這部分內容,遵循中共的「正確歷史觀」——「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將制度和最高領導人造成人禍的記錄刪除,以固定對中共「偉光正」的記憶,培養新一代的愚忠和「人礦」意識。
烏蘭牧騎被列為「國家記憶」,正值中共在內蒙古自治區中小學強行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即普通話和漢字)教授統編的《語文》、《歷史》和《道德與法治》科目,引起數十萬蒙古族人簽名請願、上街集會、罷課罷學,抗議當局在強制漢化,隨後示威被鎮壓。「國家記憶」烏蘭牧騎的敘事,粉飾正在進行的強制漢化,以特定地點與時間的懷舊,保持中共意識形態結構,編造美好現在和未來的幻覺,隱藏任何時空不符合中共歷史觀的記錄。這種政治文化懷舊杜撰的「國家記憶」裹夾了特權敘述,確保中共特權階層維護一黨專制統治,繼續講述其「中華民族」中的「中國夢」和「中國故事」。
2. 壓榨下的「草原文化名片」
中共釋義的烏蘭牧騎「到人民群眾中去」、「為人民服務」,是為它偽造合法性,掩蓋其專制特徵,剝奪人民自己做主,否認蒙古人民的自決權。烏蘭牧騎主旨不是藝術服務於人民,而是以藝術名義剝奪人民自由藝術創造的可能。烏蘭牧騎只是呈現了觀賞的蒙古文化,表演中「保留的頭牌」是長調民歌、蒙古呼麥,這些表演藝術已經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將非物質物質化,以民族文化包裝,藉助文化旅遊產業,中共輸出它的意識形態。
烏蘭牧騎的歷史顯現中共處理民族問題「韜光養晦」的軌跡,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服務專制權力和帝國。89年前,中共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中稱:「蔣介石為首的中國軍閥不斷的佔蒙古民族的牧地、鹽池,企圖逐漸消滅蒙古民族。」過去的80多年中,中共最高層藉助自治區域的蒙古族領導人,建立模範自治區,然後集各類軍閥的權力,加倍掠奪,更加系統地實行民族清洗和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