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gene Perry Link(1944-),漢名林培瑞,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博士。專業是現代文學與漢語研究。他是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榮休教授,現任加利福利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
林培瑞先生曾參與支持「六四」天安門運動的知識人救援工作。與安德魯·內森一起翻譯了天安門文件,與吳大智合作出版了《劉曉波傳》(英文版)。林培瑞先生曾擔任多個關注中國人權組織的職務,自2021年起,他擔任非營利組織香港自由委員會(CFHK)董事。CFHK倡導香港的自由、民主和遵循國際法。
2024年9月,林培瑞先生作為主賓參加了台灣的「人權發展系列講座」,後來到日本。
9月17日,東京大學阿古智子教授主持了一場「林培瑞教授八十壽誕紀念演講會」。在東大林培瑞先生的講座主題是《我與中國知識分子深化交往的半個世紀》,主要講述了自七零年代末期以來的人生中與五位中國知識人的交往。
這五位分別是: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1925-2005)、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1936-2012)、作家蘇曉康(1949-)、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劉曉波(1955-2017)、《蘋果日報》的創辦人黎智英(1947-)。
林培瑞先生與五位中國知識人的交往有生動的細節,與方勵之的交往始於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駐北京的代表時期,曾幫助方先生夫婦進入北京美國大使館避難。方先生在避難的十三個月中仍用計算機完成了幾篇重要的學術論文。經過中美談判,中共「以人道考慮」同意方先生夫婦經第三國島嶼出國,方先生夫婦沒有寫「認罪書」,而是以出國治病的方式經過英格蘭到美國。
林培瑞先生認為,方勵之追求民主和自由,不是來自歐洲和美國自由獨立的啟蒙思想,而是來自於作為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方勵之自己也說過,科學生活教給我們的就是公開、誠實、坦蕩,不掩飾。科學與民主正是推動那個時代的力量。科學家的求真和激情使得方勵之成為「業餘」的民主啟蒙人。
林培瑞先生最後說到黎智英,已經坐監四年有餘。
東大能收容兩百多人的大教室席無虛坐,走廊和後排站滿了聽眾。大部分是留學生和在日本工作的中國大陸人。甚至有不少專程從五百多里之外的大阪、神戶、甚至一千公里之外的福岡和大分縣坐新幹線和飛機趕來。尤其以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居多。他們來自中國各地,因中國新冠疫情爆發和嚴格的封鎖「潤」出來的新移民。封控不僅嚴重地打擊了中產階層的經濟,更重要的是中國與世界普世價值的漸行漸遠,使得年輕人失去對未來的信心。
講座討論遠遠超過預定的時間,但提問者絡繹不絕,很多人都曾在SNS聽過林培瑞先生談中國問題,但在東京見到「本尊」,直接交流是個難得的機會,因此會場活躍,以至於「空調」只「空」失調(熱氣超越冷氣)。
其中一位女生問:究竟要犧牲多少「彭立發」(物理學和哲學愛好者,北京四通橋抗議者,引發「白紙運動」,目前下落不明)才能有自由的那一天?
林培瑞回答:自己所講的五名朋友,都是少數特別的人。並不希望普通民眾作犧牲。但是七十年代末「西單墻」民主運動時,魏京生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的目標,也就是民主化,仍然在中共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譜係內,是追求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到了大約2000年左右,隨著網絡的普及,劉曉波提出的是「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呼籲國內外知識分子,以非暴力的形式,漸進式地擴張灰色地帶的自由空間,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從短期來看,自己對中國的未來的是悲觀的,但是從長遠的時空背景來看,因為網絡是阻擋不住的,追求自由的天性是擋不住的,白紙運動是一個象徵,因此又是樂觀的。
由左至右分別是東大阿古智子教授、林培瑞教授、劉燕子老師。(作者提供)
東大講座一開始,是今年「六四」三十五週年之際出版日文學術專著《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的作者劉燕子的講演。她是一位學者,教師、詩人。她的研究,因流亡知識人永不被馴服,永不屈服的精神,以其「野性」的知性的實存意義的存在,保存了中國文化中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一塊骨頭,成為黨國體制柵欄之外的「在野」的,邊緣對峙中心的「另一種」存在。比起納粹統治下十二年流亡的猶太知識人,蘇俄時代七十年流亡的蘇俄知識人,中國流亡知識人的命運更為嚴酷,更為重要的是,流亡是正在進行式。
一位來自遼寧省的母親帶著小女兒抵達東京,想買幾本《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帶回去,用翻譯器閱讀。(作者提供)
當天雖然是中秋節,東京濕熱高溫。一位推著嬰兒車的年輕母親,怕因為兩歲的小女兒受不了長時間而吵鬧影響會議,一直待在會場之外聽聲音。
這位母親來自遼寧省,她的舅舅因參與當地「六四」運動而坐牢十三年。她說舅舅出獄後在家喝酒就罵共產黨,但家人,尤其是下一代對「六四」究竟發生過什麼,人們追求什麼都不了解,舅舅又不肯明說。自己長大後,帶著這個疑惑,網絡翻墻才知道一些零星信息。她也參與一些維權工作,作為孩子的母親,看不得世有不公,看不得大欺負小,強欺負弱。
他舅舅和自己在推特上看到《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出版的消息和阿古智子老師的會議,全家集資,也只有她可以獲得旅遊簽證,因此她帶小女兒來東京,想買幾本帶回去,用翻譯器閱讀。
燕子對她說,照顧好自己和小女孩最重要,不要帶這麼沉重的書,不要冒任何風險。這位年輕的母親仍珍藏一本,一層層包在小孩的尿布裡,說要帶回給舅舅作紀念。因為他舅舅就是「國內流亡者」。「精神流亡者」,這樣的人不少,但發不出聲音。她強烈希望有中文版,因為她馬上試了一下翻譯器,紙面專業書,翻譯器似乎不靈光。
下面是劉燕子的發言:題為《不死的流亡者》与《不死の亡命者》,何為野性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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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燕子
2004年,林培瑞先生六十還甲之際,寫過一篇文章-《我心中的中國》。
先生的大作收錄於作家鄭義先生主編的《不死的流亡者》中。(台灣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該書的主題,一言蔽之,流亡。
包括政治、地理的被迫「海外流亡」,主動的自我放逐,也包含身體雖然在柵欄之内,而精神上的在世不居、疏離、反歸屬的「内在流亡」。
流亡,大概是古今中外追求思想自由的作家,詩人之宿命。
《不死的流亡者》收錄了包括不得不用漢語寫作的國內流亡藏人唯色在內,內、外流亡者的四十三篇文章。
該書另一個重要的主題是,獻給八十高齡,身體病重,懷抱思鄉之念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先生。
2005年,流亡海外十六年的劉賓雁先生客死他鄉。流亡的年數超過康有為的十五年(1895-1913),梁啟超的十四年(1898-1912),與辛亥革命前孫文流亡海外的年數大致相當(1895-1911)。
2006年,劉賓雁的妻子朱洪帶著他的遺骨回到北京。四年後的2010年他安息在在北京郊外陵園的一塊無字碑下。未能刻下他想說的一句話:「這裡埋葬著一個中國人,他做了他該做的事,說了他該說的話」。
《不死的流亡者》作者群中有兩位外國人,其中一位是林培瑞先生。
自從1996年被禁足入境之後,林先生的中國,不是國家機器的中國,而「是這些朋友所代表的中國,也是魯迅的中國、老舍的中國、聞一多的中國、侯寶林的中國。劉賓雁,他代表我心中的中國」。
「六四」之後,因一位傾慕中國文化的普林斯頓老校友的私人捐助,林培瑞先生曾協助余英時先生創設普林斯頓中國學社(1990-1992),接納了二十六名「六四」流亡知識人,該學社成為流亡知識人探求學問的重鎮。
林先生與方勵之,與劉賓雁,與眾多的內、外流亡者的情誼,是「六四」以來三十五年中國知識人流亡史的見證人,伴走者。
我從問題意識開始,大約花了二十多年,終於寫了一本又笨又重的書:《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探討「六四」以及「六四體制」下,內、外流亡知識人在大歷史裹挾下的個人史,提出流亡知識人生命實存的「另一種意義」。內、外流亡知識人追尋「生活在真實中」,努力克服語言、文化、經濟、心理等多重困難,以在野的、邊緣的立場越「境」思維與經驗,從而成為超越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中央集權的「中」所代表的中國中心主義的「另一種」存在,探討這種天性追求自由,生命實存意義上流亡所具有的普世性。「流亡」不是「消亡」,而是在漂「流」中保存傳統文化的精髓,能動地創「生」,超越「中國」的普世性價值。
內、外流亡者,不被馴服、不被圈養的精神,不死。經鄭義先生允諾,拙著以《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命題。
拙著提出中國知識人流亡問題研究的緊迫性與普世性。
劉賓雁等第一代流亡者一生追求「生活在真實中」,留下困惑和未完成的課題而客死異鄉。需要開始搶救歷史的跨學科的努力。在言論自由日漸萎縮的今天,我知道這是一件伴隨風險的困難工作。但我們仍然可以各盡其力,推動「流亡」的政治、歷史、文學、文化以及社會學的研究。
吳國光先生提出我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的「亞流亡」概念。每一位不停止自我省察以及人類心靈探索,精神生活在別處的自我流放者都是「亞流亡者」。
漢娜·阿倫特曾說:「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於某些男人和女人,源於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像我們這樣長期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但是這樣一種客觀的評判工作,對我而言,似乎是件次要的事情,因而可以安心地留給後人」。
2010年12月方勵之夫婦在挪威訪問,參加了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典禮。方先生在奧斯陸大學的演講中提到宇宙中有兩種物質:一:暗物質不發光,但是主導成分。宇宙中的星體形成是靠它們的吸引力;二:重子物質,是少數,或一小撮,不到百分之五,但他們能發光,星光皆源於重子物質,人體也是由重子物質構成。宇宙因這些一小撮重子物質的不同的動力學而有了光,有了人類,有了人類的創造。
思想哲學家與天體物理學家在流亡的精神上血脈相通。
《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獻給內·外所有的流亡者。
二十年前,林培瑞先生為《不死的流亡者》撰稿,二十年後,拙著《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出版,見到林先生,也許是因为「流亡」的偶然中的必然吧。
最後,感謝林培瑞先生,感謝阿古智子老師。
因為你們,與我們一道在崎嶇的路上,吹同樣的風,淋同樣的雨。
當星光燦爛的日子到來時,會回首起,這曾讓無趣的世界變得有趣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