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波士頓市4月15日舉行馬拉松比賽時，發生連續爆炸攻擊事件，警方與美國聯邦調查局快速行動，鎖定並追捕兩名嫌犯，造成一死一傷。然而，美國當局為取得犯罪相關訊息，引用法條特例，以安全為由剝奪嫌犯的緘默權，卻引發正反人士的辯論。
◎迅雷行動 緝捕兇嫌
在美國當局將波士頓爆炸案定調為「恐怖攻擊」之後，立刻展開全面緝兇行動，包括動員軍警與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人員進行區域性搜查；徵調所有民眾拍攝的相片與錄影；封鎖波士頓全市長達14小時，禁止所有交通工具的運作；甚至搜查阿拉伯人士的住所。若干查緝行動的緊急以及行政權力的擴展，堪稱是前所罕見，風聲鶴唳。
尤其在兄弟檔嫌疑人曝光、當局展開緝捕行動，打死了哥哥塔默蘭．查納耶夫(Tamerlan Tsarnaev)，並逮捕弟弟佐哈．查納耶夫(Dzokhar Tsarnaev)之後，美國的偵訊行動也引發正反人士的激烈辯論。
◎安全考量 排除嫌犯緘默權
通常美國警方逮捕刑事嫌疑人時，都會對他們宣讀可以保持緘默的「米蘭達法則」(Miranda rule)；不過，聯邦調查局 (FBI)卻罕見的以「會對公眾造成立即危險」的安全例外為由，不對佐哈宣讀「米蘭達法則」。
根據美國最高法院1966年的裁決，警方必須宣讀米蘭達權利，告知嫌疑人有權保持緘默，以保護他們非自願說出讓自己負罪的證詞。而根據標準法規，唯有警方宣讀米蘭達法則之後，嫌疑人所說的話才能當作呈堂證供。如果員警或法官在進行訊問前沒有履行告知的義務，就會被認為是非法取證，即使取得了當事人認罪的供述，也不能據此認定其有罪。
但是在佐哈的案例中，聯邦政府是以公共安全例外為由，沒有告知這項緘默權。這只有在調查人員偵訊前認為嫌疑人會構成立即威脅時才適用。
FBI在網站上指出，警察在遇到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危險的狀況時，為了化解威脅，可以展開訊問，無需事先宣讀權利警告。而這項例外，允許執法人員採取有限度與不警告的偵訊。也就是說，嫌疑人的任何發言，都可以當成刑事起訴時的證據。
◎是否侵權 引發爭辯
美國國會參議員葛蘭姆(Lindsey Graham)、馬侃(John McCain)、艾約特(Kelly Ayotte)和眾議員金恩(Peter King)發表聯合聲明說，不宣讀米蘭達權利是合理作法，符合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
他們不僅支持不宣讀嫌疑人緘默權，甚至進一步主張，應該宣告，來自車臣、在美國居住10年的佐哈．查納耶夫是「敵方戰士」，也就是在司法地位上，佐哈等同於被拘押在關達那摩軍事監獄裡面的嫌犯。如此一來，就可在沒有律師，以及不宣讀米蘭達法則的情況下偵訊嫌疑人，並且在軍事法庭審判。
但是，「敵方戰士」僅適用在敵方戰場逮捕的外國人，而佐哈卻是已經歸化的美國人。
民主黨籍、參院軍事委員會主席李文(Carl Levin)就表示，他充分信任美國的司法制度，能在非軍事聯邦法庭審判嫌疑人。他並且警告說，想 要以「敵方戰士」的身份拘留佐哈，並沒有任何法律基礎。
美國民權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執行長羅梅洛(Anthony Romero)，也對警方援引安全例外表示關切。他認為，米蘭達法則的特例，只適用於對大眾安全有持續威脅的情況下，才能夠援引，而不能夠「無限上綱」。他並且表示，剝奪緘默權不僅有違美國精神，也加深了公平定罪的難度。
◎安全與法制 考驗當局抉擇
安全與人權法制在面臨恐怖攻擊時，經常相互掣肘，因而引發爭論。就像小布希政府時代，為了迅速取得恐怖攻擊的相關情資，不惜犧牲人權與法理，而出現所謂虐待、刑求嫌疑人的事例。
雖然此種作為遭到抨擊，但在反恐的急迫性以及安全為前提的情況下，居然延用多年。
在可見的未來，美國本土遭到類似恐怖攻擊的可能性絕對無法排除，在面對人權與恐怖攻擊的抉擇之際，美國當局仍會以安全為最高考量，而此次事件暴露的兩難情況，也會如影隨形的受到正反人士的爭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