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編按：香港反送中行動，在大批年輕示威者中，也有一小批中產階級，這些有樓有家室的人，為什麼不待在舒適圈，而要走上衝突的現場？因為是為了他們的子女，希望下一代可以生活在沒有恐懼的香港。
香港反《逃犯條例》抗議活動已經8週，警民衝突越演越烈，警方出動催淚彈、橡膠子彈驅散示威群眾，已經成為常態，示威者的裝備也逐步升級，從雨傘、木板盾牌，慢慢變成鐵板、長棍、彈弓、汽油彈。示威者要求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包括撤回條例、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員警暴力、釋放被捕示威者等等。但香港政府除了「暫緩」修例外，沒有回應其它訴求。
BBC中文記者多次在抗議現場觀察到，前線示威人士的組成遠比媒體描述得多元，他們當中不僅有年輕人或大學生，也有一些在社會上小有成就的成年人。BBC中文採訪兩位中產階段示威者，試著了解他們走上街頭的原因。
香港反送中自主遊行人士7月28日下午包圍中聯辦，港警晚間7時高舉黑旗，隨即施放催淚彈進行清場。圖為示威者下午在中聯辦大樓後方道路築起人牆防線。(圖：中央社)
30來歲的阿明（化名）是科技界的青年才俊，一邊做科技生意，一邊在大專院校任教，年薪逾百萬港元。有一雙子女的阿明住在父母為他們買下的樓房。
為了下一代 走上衝突街頭
有別於身邊專業人士和朋友，阿明頻繁出現在「反送中」示威衝突現場。除了為了躲避催淚彈，而帶上口罩外，他不會像其他示威者般，全副裝備走到最前線，也不會衝撞或傷害他人，大部分時間作支援，提供物資，協助學生，或是幫平民疏散。
除了示威者的五大訴求，阿明參與的另一個原因是為下一代。他說在示威前線見到的學生，讓他想起十幾年前的自己。 2003、2004年的時候，他已經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但年紀漸大，他不再是在最前排吶喊的一群，經常提醒自己以理智，非情緒去觀看事態發展。
阿明說，作為老師，他希望在前線幫助學生，作為父親，他也思考子女未來的路。
中國曾作出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50年不變」的承諾。《逃犯條例》爭議讓更多人擔心香港未來「一國兩制」的走向如何。
「我不敢想像2047後的香港，也許最壞的情況可能是一國一制，香港會失去所有事情，香港兩制下的獨特性會被鏟除。」
拒絕移民 香港是我的家
阿明說，現在有太多外來文化來對香港的語言、生活模式、價值觀、專業主義等等，都有所衝擊，香港人就是因為對這些改變感到反感而出聲。
「我要移民其實不難，但我和太太有共識，大家都想在香港生孩子，我們不想他們有外國國籍，因為我們一直好鄙視香港高官這樣做。到2047年，我真的不知道情況有多壞，現在只有盡力做，做父母要做的事情已經做了，也有為他們的未來付出過。」他說。
阿明認為，香港政府沒有一絲讓步，示威者把行動升級是「別無選擇」，無論是衝擊立法會、不合作運動等等，他予以諒解。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香港民眾7月1日持續抗爭，示威群眾晚間衝進立法會會議廳，並在牆上噴「太陽花HK」、「反送中」等字樣表達訴求。(圖：中央社)
有樓不代表未來穩定
35歲的阿祥自稱是一名「富二代」，在父親人脈的幫忙下，進入一間銀行從事行政工作，月入幾萬港元，「不算是最賺錢的一群人」，他在父親協助下，幾年前和太太買房，還沒有子女。
以前他對政治冷漠，一直不明白為何有人要走上街頭，認為社會上參與政治的人，都是為了自身利益，或是因為他們不會賺錢而抗議。五年前，香港爆發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革命，阿祥驚覺他身邊的朋友積極參與其中，而自己「渾然不知社會上發生甚麼事情」。
「雨傘革命醞釀時，我覺得他們（佔中三子）又是一群爭取利益的政客，他們竟然提出做違法佔領道路爭取普選，我完全接受不到，我當時不明白，為何一群人這麼在意民主。」
那時候，他在社交平台表達反對佔中的想法，幾個中學同學私訊他，有人責罵他不理民間疾苦，有人嘗試向他解釋運動的目的。
「我此前不知道他們對政治充滿想法，每次與他們見面都只是吃喝玩樂，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刻意遷就我，去避開討論政治。」
2014年，香港民眾手持雨傘對抗胡椒噴霧與催淚彈的鏡頭仍震撼全球，雨傘革命成了亞洲民主運動的新象徵。(AFP)
不再冷漠 雨傘革命的啟蒙
2014年9月28日，香港員警向為了爭取普選而佔領道路的示威者投下催淚彈，當天，阿祥在社交網站看到自己一位朋友頭破血流，「那是我第一次為了一場運動而哭，受傷的人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一直不知道他會站在前線，原來我一直不了解身邊的人……我問這位朋友，這樣受傷值不值得，他說，為了香港和下一代，一切都值得，原來有些人真的為了錢以外的東西去抗爭，我認識到，我曾經無知。」
「雨傘運動」是他政治啟蒙的觸發點，「那時候才開始認真看新聞」，從理解示威者，變成「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民主派支持者，會在意選舉和參與遊行。
2019年6月，《逃犯條例》爭議爆發，發生多次警民衝突。6月12日，他在立法會外親身體驗了人生中首枚催淚彈，在混亂的示威現場，他在警方揮舞警棍下逃走。
他說那天自己只是現場，什麼也沒做，卻也有這樣的遭遇。
阿祥認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除了宣佈「暫緩」修例以外，具體上並沒有回應示威者其他訴求，香港的制度出現問題，反映這個政府「是可以完全不理會民意」。
7月1日示威者闖入立法會大樓，阿祥得知狀況，他與多名朋友各自駕車前往該區附近，並派人到金鐘附近尋找黑衣年輕人，希望把示威者安全送回家。
走出舒適圈 與年輕人同行
「我看到（衝入立法會）那一幕哭了起來，因為我發現我一直都很懦弱，很安於現狀，留在自己的舒適圈（comfort zone），不敢參與直接抗爭，而要讓一群比我們更年輕的人，去為我們爭取民主，我想，我至少要跟他們同行。」
香港示威者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圖為金鐘官署外牆遊行人士留下的噴漆。(圖：中央社)
之後，阿祥多次身穿黑衣和戴上頭盔協助前線示威者，他強調不主張向警員投擲雜物，自己從來沒有這樣做，但有時會拆毀柵欄和路牌，供其他人用作路障或盾牌。
在示威者接近失控時，他也會呼籲不要過火。他認為，要解決問題是，香港政府要作出更大讓步，但目前示威者所作的行為是否真的能夠達到目的？阿祥說，沒人知道，因為沒有人有更可行的建議。
中產朋友與家人都不贊同他的做法，阿祥與他們處於「冷戰」的階段，「基本上暫時都不見面，以免不歡而散」。
「他們需要的是穩定，只要賺錢，跟我以前一樣，現在他們覺得我是激進派，為何有樓有家室，明明可以每個月去旅行還不滿足，但有樓不代表你未來穩定，不代表你可以快快樂樂生活下去，我會擔心下一代的未來，不希望他們將來活在恐懼當中，過著沒有自由的日子，我醒來了，知道政權可怕，希望他們有一天會醒，」他說。
(本文取材自BBC中文網，文中小標為編者自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