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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共對波羅的海地區影響逐漸增加，其原因主要來兩個方面。其一，中共與俄羅斯建立了密切軍事聯繫和戰略夥伴關係，包括中共海軍出現在波羅的海，展示軍事實力；其二是一帶一路項目主導下的與中東歐國家合作框架（“17+1合作”），將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納入。立陶宛將中國在波羅的海的影響視為威脅，2019年和2020年這種威脅寫入國家安全報告中。中國與波羅的海三國的關係變遷軌跡是什麼？中共如何對波羅的海三國施加政治、經濟影響？
拉脫維亞在1930年代已經與中華民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在蘇聯佔領波羅的海三國後，這種外交關係中斷。之後，除了被納粹德國短暫佔領，波羅的海三國一直被蘇聯吞併和統治，中共與波羅的海三國的聯繫通過與蘇聯的外交渠道。1991年八月，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政變失敗，蘇聯政權進一步衰弱，波羅的海三國首先獲得北歐國家以及前蘇聯陣營中東歐國家的承認，隨後這三個國家加入了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在蘇聯承認波羅的海三國的主權地位後，中共跟進承認了這些國家的獨立，隨後波羅的海三國加入了聯合國。
1992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拉脫維亞設立大使館。同月，拉脫維亞與中華民國台灣簽署領事關係聯合聲明，在各自首都設立總領事館。中共立即從拉脫維亞撤出大使館。1994年拉脫維亞政府接受了「一個中國」的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拉脫維亞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十幾年以後，中共逐漸將波羅的海三國的政治和經濟納入一帶一路項目。
擅用經濟槓桿壓抑人權議題
2011年8月，達賴喇嘛在愛沙尼亞訪問期間會見了多位部長和國家元首伊爾維斯總統。2013年9月，達賴喇嘛訪問立陶宛，會見了格里鮑斯凱特總統。隨即中共中斷了愛沙尼亞乳製品的進口，推遲了與立陶宛討論交通項目的談判。2014年至2015年，在愛沙尼亞和立陶宛背書了中共的西藏政策之後，中共恢復了凍結的貿易進口和項目談判。達賴喇嘛從2013年數次對拉脫維亞訪問，拉脫維亞政府官員沒有會見達賴喇嘛，並公開聲明，達賴喇嘛的訪問是私人訪問，不是政府組織的。
中共凍結貿易進口和項目談判，直到愛沙尼亞、立陶宛在2014-2015年背書了中共的西藏政策。
拉脫維亞獲得的回報是中共支持裡加作為中共在歐亞大陸基礎設施項目中波羅的海的主要通道，2016年，拉脫維亞主辦了中國—中東歐領導人會議。拉脫維亞政府在政治上對中共的順從，使愛沙尼亞和立陶宛效仿拉脫維亞，以獲得經濟和投資的回報，其結果是既限制了西藏的國際空間，又使這些國家喪失更多獨立的外交空間。中共使用經濟槓桿在人權議題上也對波羅的海三國施加政治槓桿，使這些政府規避人權議題以獲得盡可能多的利益，並取得與中共關鍵合作夥伴和歐洲門戶的地位。
扶植花瓶政黨當眼線更助大外宣
除了借助中東歐國家經濟合作框架（“17+1合作”）增加外交影響，中共也組織了中東歐政黨對話會，向這些國家顯示中共極權的發展效率，吸引這個地區政治強人效仿中共模式。針對波羅的海國家三國比較警覺蘇聯的宣傳模式，中共淡化政黨色彩影響波羅的海三國。例如，中共利用其花瓶政黨致公黨遊走於愛沙尼亞國會，聯絡支持中國的國會小組，使中共外聯部可以獲得常規聯繫和信息交換。中共以此了解歐盟和美國製裁俄國的方式，採取預防外交，制定針對性預防措施，同時幫助俄國繞過制裁，建立中俄互補的國際政治經濟模式。中使館也鑑別波羅的海三國媒體對中共擴張的態度，利用這些國家主流媒體宣傳中共政策。這些國家的主流媒體缺乏對中共陳述的辨析和分析。中共也在這些國家直接資助新媒體，為中共大規模侵犯人權和擴張辯解，影響這些波羅的海民主國家的公共輿論。除了拉脫維亞媒體的個別報導，中共對波羅的海三國的媒體總體評估是比較“客觀、中性”。
2017年中俄在波羅的海海域進行的海軍演習給波羅的海國家帶來了新的安全問題，中共的作用實際上是為俄羅斯在波羅的海的顯性威脅提供了支持和合法化。不過，並非所有波羅的海國家都對中俄演習表示擔憂。拉脫維亞和芬蘭保持沉默，立陶宛和瑞典表示擔憂。
經濟依賴致嚴重削弱國家力量
近十年來，波羅的海三國和中國的貿易逆差擴大，中國對波羅的海國家的出口越來越多地超過波羅的海三國對中國的出口，波羅的海三國對中國的出口主要在食品領域和自然資源；而中國對波羅的海三國的出口集中在工業成品（機械和技術）。此外，類似華北電力收購立陶宛最大的電力設施設計公司，使波羅的海三國在經濟和投資方面對中國有更多的依賴。雖然波羅的海三國現在的主要貿易夥伴仍是歐盟，但是與中國這種不平衡的貿易關係，使波羅的海三國被迫接受中共施加的政治籌碼，強化了波羅的海國家的弱勢地位。
新冠疫情是改變國際政治經濟的機會，波羅的海三國開始了解中共對疫情擴散的責任，理解台灣的防疫成就，更多的波羅的海三國國會議員遊說世界衛生組織允許台灣參與。波羅的海三國更應堅持民主和人權原則，與小型民主國家合作，擴展台灣、西藏的國際空間，發展自主的經濟，才可能共同抵抗中俄帝國的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