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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與少年的成長經歷，會深深地影響著一個人成年後的生活情感與政治情感，甚至決定一個人的政治立場。
今年六一兒童節，習近平沒有接見少年兒童，更沒有發表重要講話，中共官媒將八年前他參加少年先鋒隊的活動報導翻出來，做成頭條報導。如果習的報導不在頭條霸版，人們都會認為，習已失勢或中共內鬥，這樣影響中共的安定團結『大好局面』；為了政治規矩，習沒有參加活動，就對他進行回憶性追述，這顯然已成為習時代的中共宣傳特色。
中共央視報導說：2014年兒童節前夕習近平回憶起自己加入少年先鋒隊時的情景：「入隊的時候心怦怦跳，很激動。」「我是1959年上學，1960年入隊，因為年齡稍小，不是第一批，當時還哭了鼻子。」正是習的這份少年時代經歷，使他發現了黨化教育從娃娃抓起的意義，當孩子們把自己的第一次心跳與紅領巾聯繫在一起，政治符號就與生命的意義維繫在一起。
我沒有參加紅小兵入隊宣誓活動
1972我小學三年級，按規定到了三年級小學生們就要加入到少先隊組織，當時叫紅小兵，對應的是中學生加入的紅衛兵。
這年春天開學的時侯，我出麻疹，全身長滿紅色的疹子，又疼又癢，記憶中沒有去看鄉村醫生，也沒有吃藥，只是按照鄉下的習慣，躺在床上避風保暖，不出門、不上學，一直到麻疹消失。
同村的一位叫六妹的女同學給我帶回了紅領巾，不知道為什麼，我對它沒有興奮感，隨手放在一邊。令我興奮難以忘懷的是身上麻疹消失後，出了家門，在我被封閉的時間裡，春天已不期而至，花紅樹綠，一派生機盎然，從前不經意的春天景色，因生病後出門而倍感美好。
我沒有參加宣誓儀式，學校也沒有將紅領巾神聖化渲染，所以對加入紅小兵與佩戴紅領巾完全無感，而習近平少年時代對紅領巾的特殊情感，部分因素是他出身紅色家庭，學校又在北京這樣的政治文化中心。
我們小學校不重視紅領巾佩戴，原因可能是激烈的文革之後，鄉村小學的老師們特別是從右派恢復教職的老師們，內心反感紅色宣傳，對上面傳達下來的政治活動只是走過場，所以在我的小學時代記憶中，對黨和領袖也沒有產生崇拜之情。可見政治造神這事兒，底層社會不配合，它的影響力就非常有限。
習近平對文革領袖的情感深入心靈，他上臺後強調紅色教育，讓孩子們從小準備當共產主義接班人，既為了黨的事業，又希望自已的形象能像毛澤東一樣，根植到孩子們幼小心靈中，讓新一代兒童少年從小形成黨化的政治人格。
我差一點加入了紅衛兵、共青團
應該是初中二年級上半年（1976年），班主任召集了十來個同學在一起，說，準備發展你們加入到紅衛兵。現在回想起來，可能的政治原因是中共高層反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為了加強教育系統的革命屬性，就將文革時用的紅衛兵組織重新恢復，但奇怪的是，班主任只是進行了一兩次動員，並沒有具體的學習材料與組織方式，他甚至在我們面前表示過猶疑：好長時間沒有紅衛兵活動了，怎麼組織怎麼加入呢？可見，並不是學校或他個人心血來潮，而是上級通知要求恢復紅衛兵組織。紅衛兵在文革時主要是鬥本校老師，老師們不可能主動要恢復這樣的造反派組織。
中央高層此時很快就陷入內鬥，無暇顧及紅衛兵組織在全國建立，所以我加入紅衛兵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這使我政治經歷中少了不光彩的一頁。
1977年夏天恢復高考，第二年初中生升高中不再用政治推薦的方式，而是改為全省統一考試，我成為我們全大隊十個初中同學中唯一考入高中的學生，如果用政治推薦方式，我肯定沒有上高中的機會。
高中二年級，我是文科班長，團支書主動讓我寫入團（共產主義青年團）申請書，說入團了有利於上大學，並給了一份申請書樣本參照。
我參考樣文草草地寫了幾百個字，交給了團支書，過不久，團支書遺憾地告訴我，寫的太不認真了，我沒有被通過加入團組織，建議我認真地重新寫一份，爭取下次開團會時通過。
當時我主要精力是學習應對高考，就沒當回事，也不再寫入團申請書，直到高考結束時，團支書對我說，我們批准了你入團，從七月二日開始。我一臉茫然，我沒寫申請書啊，他說，反正我們讓你入團了，對你高考有好處。面對這種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只能一笑而過，當然我既沒有參加入團宣誓，也沒有拿到團員證。
更奇怪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多年之後，一位大學同學發給我一份大學時的入學名冊，每個人名的後面都有政治身份備註：團員、黨員或軍人之類的，大概有百分之十幾的同學沒有入團，我位列其一。
原來我並沒有成為共產主義青年團成員，這是當年的團支書開了我一個玩笑，還是他忘了將許諾給我的團員身份寫入檔案？也許團員檔案必須要有申請書，而我沒有重寫一份，所以也就沒有了中共團員的政治身份。好在八十年代初是胡耀邦、趙紫陽當政，政治相對開明，大學校園裡政治活動弱化，所以是不是團員，對個人學習生活並無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