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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反革命家庭」，結交異議人士
向莉：陳立群女士您好！請您先談談在中國的生活和思想變化。
陳立群：我父親過去是一個國民黨的老兵，在中共建政後鎮反時，被扣上反革命罪，判了三年徒刑；母親出生於工商業資本家家庭。我們家在中共建政以後就陷入了困境，經歷歷次政治運動，受了很多的磨難。我出生在 1957 年，3 歲那年我得了小兒麻痹癥，右腿就殘疾了。那時候正好我父親被打成右派下鄉，按照我媽媽的說法，我們身上也背著三座大山，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三座大山，一直生活在很壓抑的氣氛當中，幾乎沒有童年的快樂。
陳立群：在林彪墜機事件發生以後，我琢磨為什麽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會是這個樣子？就開始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有了一些思考。1978 、1979 年民主墻運動開始，那時候我 22 歲，很快就被這個運動所吸引了。我們杭州也有個人民大會堂，那個圍墻上面有一塊地方專門貼大字報，是老百姓討論問題的地方。我就在人群里面轉來轉去，聽人家發表各種各樣不同的觀點，對政治有了濃厚的興趣。當時杭州解放路百貨商店門口，放著一個長的凳子，經常有人站上去演講。因為一直在聽人家演講，有一次我沒忍住，就站到凳子上去演講了，主題是說「為什麽會有社會不公？為什麽我們要起來向政府提意見？為什麽我們要來表達我們的不同觀點？」我的小妹妹在人群中就哭起來了，她說，姐姐你下來，你這樣會被抓起來的。我講完以後，很多人鼓掌。我從凳子上跳下來後，我妹妹趕緊把我拉回家了。我發現當時有很多公安的密探，我們在那里的活動總是有人跟蹤。我膽子挺大的，開始寫大字報揭露密探，題目是「從那個沒剪掉的小辮子到密探的小本子「，寫了密密麻麻的一大張，白天又不敢去貼。就約了我妹妹晚上去貼。晚上九點鐘，已經很晚了，妹妹騎著自行車把我帶出去。我扶著自行車，我妹妹就爬到自行車的後座上面去刷漿糊，把那張大字報貼在了人民大會堂的大字報墻上面，然後就非常興奮的回去了。那時候因為年輕、膽子大，老是想做英雄。第二天我們就去看，欣賞自己貼的大字報。大字報旁邊會有人用圓珠筆、鋼筆寫留言。就有人留言說，能不能見面，什麽時候，在哪里見面？這樣我就慢慢地跟杭州的異議人士建立了聯系。當時一些地下刊物從北京傳到了杭州，然後我們就開始也創辦了一個地下刊物，北京有個四五論壇，我們杭州就辦了個《四五月刊》。於是，我們跟全國各地辦地下刊物的人就有了聯絡，那個時候可以說全國各地都有自己的戰友。後來中越戰爭爆發，中共中央下了文件，把我們這些參與民主墻運動的人打成「兩非分子」。所謂「兩非分子」，就是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的成員。從此我們就被打上了「兩非分子」和「異議人士」的烙印。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介入了中國的民主運動，然後在全國各地結識了一大幫有識之士，也可以說就走上了一條不歸的路。
陳立群：我從 1979 年開始參加民主運動以來，我經常被監控、經常被居委會、派出所民警盤問。到敏感時期，比如每年 4 月 5 日（因為天安門運動發生在清明節前後）我們這些人總是會被監控。1979 年以後我做過很多事情。在 1979 年中國的刑法和刑訴法剛剛試行的時候，我去做了一名公民辯護人，在杭州幫一些刑事案件的被告，做辯護人。打官司打得不亦樂乎，一個20 多歲的年輕辯護人出現在法庭上為被告人講話，在杭州很轟動，每天都有人找我做辯護。有一次我早上起來打開房門，家門口竟然有 11 個人在等我，想讓我來幫他們做刑事辯護。我當時接了很多案子，我一邊在一個手工作坊里面工作，一邊幫人家做刑事辯護，從 1979 年一直做到 1983 年。有關部門對我的這種舉動很警惕，他們想通過基層法院阻撓我，不讓我出庭，不讓我做辯護人。基層法院中有正義感的人就說：「為什麽不讓她做？」他們就說我違反四項基本原則。法院的人說：「陳立群在我們這里做得很好，沒有違反四項基本原則。」他們也向我的當事人去了解，問我有沒有索賄。每個人都告訴他們說：「陳立群從來沒有向我們多要錢。」那時候接一個刑事案 30 塊錢，我拿40%，12 塊錢，我要做很多事情，要去閱卷，要去監獄里面探訪被告人，要去走訪一些證人。他們就給我處處設置障礙。後來刑事案子一直到1983年「從重從快」的時候，有一次我辦了一個大案，在法庭上跟一個浙江省檢察院的副檢察長，針鋒相對的懟起來了。有人就跟我說，刑事案子暫時回避一下，不要做了。後來民法、合同法、專利法、婚姻法出來了，我就開始幫人打一些這方面的官司。我還在杭州辦過經濟合同法的培訓班，輔導那些鄉鎮企業的業務員，教他們怎麽正確的簽合同。我還在杭州首創開辦「經濟法模擬法庭」，有原告、有被告，怎麽辯論？當時電視臺還采訪過、報道過我們的模擬法庭。我在這方面還是有一些天賦的，做得也很好，名氣也越做越大。
再後來我就辦了公司，是當時第一家民營企業。因為我懂法律，怎麽樣申請成立公司，怎樣寫報告、填表格，這一系列的手續我都懂，所以一些朋友就跟我一起做公司，名字叫「東方實用科技公司」什麽的。但因為我一直被相關部門打壓，公司經常被他們查封。我前前後後辦過好幾個公司，每次都是剛剛起頭就被打下去。而且我辦了公司，讓那些因為搞政治沒有出路的朋友進來。聽說省里開會說，陳立群現在就是階級鬥爭新動向，他們從政治上打不開缺口，想從經濟上打開缺口，企圖從經濟上跟他們搞對立什麽的。所以我一直就不怎麽順暢。其實我做過很多的事情，我辦過學校、公司、農場、苗圃，但是都沒有什麽大發展。在 1997 年的時候，我的朋友就跟我說，你出國吧。我朋友他們在南美洲的一個小島上做生意，我就辦了護照，就跑到那些那個小國家去了。拿護照的時候，辦護照的人說：「去吧，去了最好也不要回來了。」我在南美洲加勒比海的一個小國幫我的朋友做生意，從義烏小商品市場組貨，把那些大陸的小商品運到那邊去賣。
流亡海外，安身立命，不忘關心國內組黨
向莉：您是怎樣流亡到美國的？
陳立群：我做生意的時候，在海外和大陸之間，來回走了兩三趟，又碰上 1998 年的組黨。人家也不知道你是一個窮國家回去，朋友們總覺得我是從海外回來的，然後組黨的事情就馬上就找到我了。我這個人就是一點就著，一看組黨是個大事情，應該可以做，就不顧一切的一頭紮進去了。旅居西班牙的王策博士，是溫州人，要回國推動組黨，他要求我幫助聯絡組黨的朋友。我把他介紹給組黨的王有才先生，他們一起談國內國外怎麽聯合起來，推動組黨，推動在中國組建中國民主黨，組建反對黨。這件事情後來被當局查獲了，我那個時候正好離開大陸，我是在 1998 年10 月 1 日離開大陸，到了南美洲的多米尼加，11 月初中共就開始鎮壓組黨，把所有的人全抓起來了。我當時還是腦子不太清楚，我們籌集了 80 萬人民幣資金，在國內建了一家公司，打算在加勒比海去弄一個生意出來。黃河清、我的兩位朋友和我，我們四個人在溫州註冊的公司。然後這四個人全部都涉及到組黨，這個公司自然而然也就倒閉了，朋友也都被抓起來了。
1998年11月在多米尼加聖德多明戈。國內組黨運動遭到鎮壓，陳立群被迫滯留多米尼加。
向莉：您到美國之後，生活和中國有什麽不一樣？您是怎樣來適應這種不同的？
陳立群：到了美國以後，我是兩眼一抹黑。我在那些小國家我前前後後待了一年半，那里的生活很簡單。到了美國以後，我一下子就是沒有了方向。對我來說，我所有的長處都沒有了，比如說我比較善於跟人溝通，但因為語言不通的關系，就沒有長處了；而我的短板就全部顯現出來了，殘疾、不會開車、語言不好。所以到了美國，剛開始我是有點恐懼的。懷疑是不是來對了，怎麽生存都是一個問題。那時候就很努力地去找工作、辦身份，也得到一些朋友的幫助，慢慢的就在美國立足下來了。
向莉：您到美國之後，家人支持您嗎？
陳立群：我和我先生到美國有 20 多年了，我們的家人都沒有移民到美國。在大陸的家人對我的做法，多多少少還是有點恐懼的。但是我的先生一直就跟我在一起，30 多年了，一直支持我。我和我先生是在 1986 年結婚的，他一直支持我。我是 1999 年來美國的，一年以後就是911恐怖襲擊事件，我申請我先生來的事情就被耽擱了一下，一直到 2002 年我先生才到美國和我團聚。他來了。我的心才定下來，覺得萬一沒有工作，還有一個人旁邊可以扛一把，這樣就在美國留下來了。
在分別四年多以後，夫君獲准來美團聚。
陳立群：很快我就在猶太人的珠寶公司找了一份工作，雖然工資不高，但很穩定，而且假期也很多，所以我又有可以騰出一些時間來從事民運活動。我這前半輩子都是在做這個事情，到了美國以後，看看國內這樣的情況，那麽多人在那麽艱難的條件下，還在做一些事情。而我們到了美國的人如果不做的話，會覺得良心上對不起他們，必須要去做。有一天，我跟一個牧師交流，他說他做得很累，但是他說他不敢不做，他覺得他有一種使命感，是上帝的給他的使命感，上帝在用眼睛看著他。我說我也是，我跟他的這種感受是一樣的，我也不敢不做，我覺得很多人在看著我，怎麽可以不做？「你自己到了一個自由的世界，你怎麽可以撒手不管中國的事情？這個不可能。對我來說，我也做不到。」所以到了美國以後，不管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自己能夠做的，我就盡量的都去做。
中國大陸民主黨的組黨活動被鎮壓
向莉：您現在是中國民主黨的副主席。請您講講您到美國之後是如何堅持自己的理念並為之奮鬥的？
陳立群：有人說，像我們這樣的人（異議人士），有些是苦大仇深的，有些是有癮的、有病的。我大概是屬於苦大仇生加上有癮的。這個所謂的「癮」就是一種理念。你不得不做。有時候回想自己的一生，自己的經歷，交的一些朋友，還有自己的性格，這三個因素加起來，讓我在這個時代當中，不可能袖手旁觀，一定要做一點事情才覺得對得起自己和朋友。這一生已經做了，已經付出了，沒考慮過不做，也做不到。中國民主黨是 1998 年 6 月在杭州最早發起成立的一個反對黨。當年組建民主黨的時候，大家討論就是一個反對組織，這是一個全新的認知。因為中共建政以後，全力鎮壓反對意見，三個人在一起，可能就是反革命集團，幾個人在一起說話，可能就是現行反革命。但不管怎麽說，中國也有一部憲法，憲法中還說中國人有有言論自由，是人民政府，民政部門還要頒發一個社團註冊法、社團註冊條例。根據社團註冊條例，只要有50個人、5萬塊錢、一個辦公地點就可以註冊一個社團。那我們為什麽不可以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堂堂正正的來註冊一個反對黨？當時的這些思考都是非常好的。
陳立群：所以在杭州的一群朋友就「組黨宣言」、黨的章程寫出來了。開宗明義就是說我們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憲政民主的新中國。宣稱我們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執政的，要跟你共產黨分天下，不可能讓你永遠這樣獨裁下去。1998年6月25日，他們就把這些組黨的文件送到浙江省民政廳去註冊。當時，民政廳的人大驚失色，覺得這簡直就是不可思議，這麽一幫人過來要註冊成立反對黨。註冊反對黨有三個人，我要提一下。一個是王東海，他是 1979 年民主墻運動時期的一個代表；第二位是王有才，是八九民運21個通緝令上的學生之一，是北大物理系的；還有一個叫林輝，是當年1998 年的一個學生代表，由他們三個人領頭去註冊中國民主黨。浙江省民政廳大驚失色，說這個事情我們做不了決定，這樣吧，你們到政協去問。然後他們三個人就跑去政協，再去遞交註冊。政協這些老頭老太看到這個東西更是嚇壞了。他們說，材料放在那里，我們研究研究。這個時候，我們就把組建中國民主黨的信息發到了全世界各地，也通香港人權民運信息中心，每天把組黨信息往外發，同時我們就在世界各地撒傳單，就是宣告中國民主黨成立了，反對黨成立了。
陳立群：當時正值克林頓訪華、北大校慶 100 周年，那個時候好像政治氛圍比較寬松一點，所以一開始就並沒有抓中國民主黨的人，後來他們把王有才抓了起來，一個月以後又把他放了。一抓一放，這在以前的政治案件上沒有發生過的，這麽大的一個組建反對中共的反對黨的案件，就把王有才抓了，之後居然又放回去了，改成監視居住，這件事情就對大家鼓舞很大。所以中國民主黨從1998 年6月 25 日開始創建一直到當年的 10 月，全國 23 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不同的中國民主黨的籌備委員會，大家還在想如何拓寬這個灰色地帶，就是在等待批準申請的灰色地帶，盡可能多的發展中國民主黨的組織。據我所知光是在浙江富陽，就有一萬多村民申請加入中國民主黨。共產黨不會放著不管，肯定是要鎮壓的。但是當時就是有這麽多的勇士，就是認為，只要有一點點空間，我們就會盡力，把自己的組織發展起來。到了1998年11 月當局開始大規模的抓捕中國民主黨的骨幹分子和積極分子。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大概抓了有 300 多人，其中 200 多個人被判刑，當年那些人被判的刑期加起來超過 1000 年。嚴加其先生有一篇文章，他在 2009 年寫過一篇文章，叫《中國民主黨人的千年刑期》。那個時候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他們都被判超過 10 年以上的徒刑。很多人被判五年、七年、八年的。在浙江積極一點的人全都被抓起來，都被判刑了。那一次對中國民主黨的鎮壓事實上可以說是對1979 年民主墻、1989 年民運，1998 年組黨各地活躍的民主人士基本上一網打盡，貴州、湖南、天津、山東的民運buni朋友基本上一網打盡，非常慘烈，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恢復元氣，那人都在慢慢的變老。
王策博士（後中）1998年闖關回國聯繫中國民主黨創黨領袖王有才，被中共抓捕判刑四年。先遣特派員李力（後左）和策劃人黃河清（後右）也先後被捕，陳立群流落多米尼加。 2010年黃河清癌症手術後，陳立群去西班牙探望，與三位老戰友合影。黃河清先生和王策博士先後去世。李力也患有癌症。一世摯友，大半凋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