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政府在駐倫敦經貿辦(下稱經貿辦)的行政經理袁松彪以及兩名現任或前任駐英國希斯路機場的邊境部隊成員衛志良(Chi Leung (Peter) Wai)以及37歲的特里克特(Matthew Trickett)被英國政府以間諜罪名拘捕。而這次間諜行動的曝光,就令香港在各國的經濟與貿易辦事處處在一個極為尷尬的政治十字路口之中;而見證著這一切的台灣,又能不能獨善其身?
香港政府的政治十字路口
為什麼會說香港政府在這個時間點是站在政治抉擇的十字路口呢?因為現在對香港政府,特別是反送中運動後佔主力的鷹派力量,例如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反駁隊隊長」保安局長鄧炳強等人,我們完全看不到他們之前的回應各國遣責聲明的誇張氣焰,這次完全不敢反駁什麼;而且香港的主流電視媒體例如TVB等,都有意無意迴避這次間諜案件的深入跟進報導。為什麼呢?因為現在香港政府就是在一個左右為難的情況,目前港府看來還未想到一個最好的應對策略,只好以既不否認又不承認但曖昧態度來以時間換空間,因為做錯一個決定的話,可能是一個在外交層面上全盤皆失的局面,若處理不慎,更會在還未「說好香港故事」之前,就已經嚴重損害香港與西方國家自反送中運動後本來就已經惡化的關係。
台灣會面對同樣的事情嗎?
把注意力從英國方面轉回台灣本身,台灣面對香港情報戰的處理模式,就不會與英國以及德國等面臨一樣的情況,即香港不會有一個官方機構在台灣,當然更談不上外交關係的等級。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從3年前的5月18日,香港駐台北的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就突然傳出暫停運作,雖港府強調暫停辦事處的運作與台灣當時武漢肺炎疫情變化無關,但又沒有說明影響其停止運作的其他原因。一般認為是兩岸三地之間的政治氣氛改變,而令香港政府重新考慮與台灣政府之間的關係;而同時香港政府也要求台灣駐港代表處新員工申請工作簽證時需要簽署「一中同意書」,在遭到台灣政府方面拒絕之後,香港政府亦因此而陸續拒絕向其他台灣駐港員工批出工作延期以及新造的工作簽證,導致時任駐港代表盧長水無法到香港赴任,而當時的處長高銘村亦因簽證到期而不得不返回台灣。自此以後,香港政府在台灣再沒有官方機構駐台,自然不可能像英國這次事件一樣、以經貿辦擁有正式外交角色的機構掩護來暗中進行間諜行為。
但這樣就代表在台灣的香港人或參與香港議題倡議的公民團體可以放心嗎?當然不是,而且可以說更加難以防範。有官方機構可以是利、同時可以是弊,弊處就是其他機構本身是一個實在的存在,要暗中留意以及觀察機構人員的動向、金錢的流向,其實都可以有跡可尋,而沒有機構的組織卻可以化整為零,難以被台灣政府掌握其具體資料。台灣可以獨善其身嗎?我認為不可能。如果說冷戰時期的香港是東亞的間諜中心,那大概現在「新冷戰」下的中心就是在台灣,在台灣的香港人、行動者們以及台灣政府本身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都有必要更加仔細留意自己以及身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