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日本特工中島辰次郎（1916-1989）曾在回憶錄《馬賊一代：謀略流転記》（番町書房出版 上•下冊）下冊中記錄了OSS主使下此案的計劃以及未竟的過程。
本書要點之一：中島辰次郎其人
自稱為「馬賊一代」的中島出身於千葉縣，1931年從舊製四年制中學畢業後遠赴滿洲，十九歲從哈爾濱特務機關訓練所蒙古班畢業。當時日、朝、俄都有人加入滿洲馬賊。但各國政府都出於自己的目的利用或拋棄馬賊。《馬賊之歌》表現了青少年雄飛大陸夢想與亞細亞主義精神，也有人說是侵略與殖民性的。但中島是科班出身的專業特工馬賊。
中島1934年加入關東軍特務機關，1937年成為成為包頭特務機關、北支那方面軍參謀部機關員，甚至曾潛入延安刺探情報。
1945年10月，中島的身份為參謀部第二課日高特務機關成員。此時機關長日高富明的旗下擁有八十名特工。
信奉武士道精神的日高富明曾打算率部集體自決。但考慮到必須「修理一下」研發轟炸廣島和長崎的首批原子彈研發者的羅伯特•奧本海默博士（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停止自決，這使得中島活命，活動延伸於戰後，加入OSS、國民政府軍統局、南韓景武台特工機關、日本內閣調查室，一生致力於收集共產圈的秘密情報工作。
要點之二：日高、中島、山口等人的北京國際問題研究所
二戰後的美、英、蘇都在暗中以「免除戰犯」、「保證回國」 為誘餌，籠絡或脅迫舊日帝軍人、自由主義者的中國通加入自己的陣營，展開爭奪戰。另外，戰勝國的「大義」也吸引了日本的進步人士。
中島認為作為戰敗國的軍人，也別無選擇。戰敗國子民，被困於戰勝國，是最不自由的一個群體，必須遵守戰勝國制定的遊戲規則。
原駐日大使館參事官、與戴笠同為蔣介石心腹的王芃生，此時任中國最高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長。他與戴笠同來北京的目的是在北京開設國際問題研究所。戴笠飛機事故後，由王芃生負責。為了強化國民政府的特工戰能力，軍統局招聘宮元利直作為顧問，人選也由他決定。
「最高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辦事處」地點設在北京西城三爺佛堂一號，原奈曼旗王府。
日方人員與業務分擔如下：
日高富明（原大佐。日野特工機關長、日本人研究員的總指揮）
渡邊隆策（原北支綜合研究所總務部長。回國後為中京大學教授）
國松文雄（原每日新聞大連支局長）
旗田巍（原滿鐵東亞研究所，回國後任都立大學教授）
這三人負責東西伯利亞的用兵要塞的地誌研究工作。
山口隆一（原華北航運總務部長，英語和法語翻譯）
石本惠吉（原男爵， 原子能研究）
熊谷直一（原華北煤炭局的職員，俄語翻譯）
中島辰次（中島在軍統局的名字，別的成員並不知曉他這個身份，負責外蒙古的兵要地誌，收集共軍情報並負責在留日本人事務）
名義上日高富明在北京戰犯拘留所收監，實際上跟女秘書大西敏江一起住在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辦事處宿舍。
要點之三：「業餘」特工的山口屢屢犯錯
美國的OSS在北京、南京、上海、重慶等地都有秘密組織，除舊日本軍人之外，自由主義者、甚至包括著名的反戰人士、與魯迅有交往的進步作家鹿地亙與OSS也有關係。
日高告訴中島，美、蘇都向他們伸出了橄欖枝。此時，蘇聯駐北京大使館文化部長就打算為自己將來當日本大使而布置人脈網絡和收集情報。蘇聯開的條件是：每月聯絡兩次，工資一千美金。不再追究日高的戰犯責任。
美國開的條件是：不影響在中國的工作，每週聯繫，除調查費以外還有月工資五百美金，保證他們將來能回日本。
日高擁有英語和法語能力，選擇了為OSS服務。
OSS北京事務所設立在六條公館，這裡曾是北支方面軍參謀部第二課的諜報據點。外界稱之為「馬（歇爾）機關」。
北京OSS日高機關的上級是美軍杰姆斯（James）少校，由以下成員構成：
機關長：日高富明
輔佐官：中島辰次（也就是中島中島辰次郎）
成員：山口隆一與妻子山口芙美子。芙美子是四王天延孝中將的令媛，曾隨擔任日本駐莫斯科大使館的武官父親去過莫斯科，會俄語，法語也不錯。
天主教神父、意大利人馬迪檽；軍火與鴉片商、意大利人李安東；北京飯店書籍部主任、法國人魏智；馬賊出身的楊易山，他也是中島的部下，大西敏江擔任聯絡工作。
但山口似乎不是一位職業特工，他和另外被英國收編的日本專家一樣，更像是業餘人在膚淺地嘗試專業工作，屢次犯下小錯誤，被軍統局抓了把柄，遭到拘留。此時軍統局對OSS摸不著到底是支持共軍還是支持國軍。因為中島為軍統局秘密人員，深得軍統的信任，這些外行的小錯誤都因中島的周旋而擺平。
要點之四：暗殺毛澤東的三個方案-炮轟天安門提到議事表
1948年7月底的一個深夜，中島被召入「六條公館」。從青島乘坐特別軍用機來的OSS負責人傑姆斯與日高在屋裡密談。
傑姆斯單刀直入試探和授意暗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計劃。
當時美國需要再扶植蔣介石統一中國，代替日本在東亞的勢力。馬歇爾將軍調停國共軍事衝突失敗，國民黨節節敗退。OSS為起死回春採取非常手段，計劃暗殺毛澤東。暗殺成功的話，親蘇派的劉少奇、國際派的周恩來、本土派的朱德平分黨內勢力，其他林彪、謝富治、鄧小平、葉劍英、賀龍等二流人物各自選邊投靠。三派勢力鬥爭中說不定產生親國民政府派勢力。不管怎樣，拉倒毛澤東，共軍內部必定會混亂，對國民政府、對美國都有利。
杰姆斯表示只要日本人忠誠於美國，絕不會拋棄他們，並用「勇氣」二字刺激中島。
中島腦子裡有一瞬轉走馬燈。暗殺毛澤東一個人都不容易，美國佬一口氣報出一連串名單。但軍統局肯定雙手讚成。自己性命雖難保，但「馬賊一代」以暗殺毛澤東而名留後世。
第二天深夜，傑姆斯、日高、中島在「六條公館」商討暗殺計劃，山口在席。
第一方案：北京落城之後，毛澤東率高幹們一定會出現在歡呼的群眾面前。天壇公園太小，天安門廣場可能性最大。向天安門城樓展開狙擊。
第二方案：襲擊毛澤東的住地。但那裡一定戒備森嚴，難以下手。
第三方案：向毛澤東住地的給水塔投毒。
但第二、第三方案可能導致濫殺無辜，目的卻不一定能實現而被否決。剩下的只有第三方案可行。中島自信「馬賊一代」有百分之九十的槍法命中率，但傑姆斯不允許有誤差。
迫擊炮被提上議事計劃。
天安門廣場旁邊有楊柳林蔭，中間有無水的橋，楊柳蔭可以遮掩煙幕，警戒不嚴，手槍和步槍從三、四百米外射中很難，但迫擊炮三發就可命中。只是需要測量準確的距離。
中島的意見得到威士忌刺激下臉色泛紅的杰姆斯的首肯：「君（中島）真不愧是一位謀略的天才！」（P139）
開始決定三一式六十公釐的迫擊炮。不需要炮座，搬運輕便，適合於對遮蔽物後的目標射擊，但殺傷力太小，最後決定使用一百零五公釐的迫擊炮（P185-186）。如成功的話，中共就成了無頭蒼蠅、潰不成軍，國民黨軍隊雖然腐敗無能，但到底還有兩百萬人，不應該會敗給共軍。
但迫擊炮藏到哪裡呢？
馬迪檽神父家最安全，但離天安門太遠。
北京飯店魏智的住宿最近，但解放軍入城後一定會被接收，成為共軍幹部的宿舍，要使用的時候，拿不出來。
最後決定藏在李安東家，他家雖然遠一些，但有獨立小院。
此時解放軍已兵臨北平附近，傅作義將軍協談投誠的消息傳來，OSS（CIA）召集日高機關商談暗殺計劃的實行與疏散。
暗殺計劃定在1949年10月1日群眾歡慶建政大典日。（P145）
要點之五：日高機關撤離，唯山口一家留京
但離暗殺日還有近一年，人多嘴雜，難免走漏風聲。
杰姆斯命令只留下計劃實行者，其餘人疏散到台灣。
法、意政府遊走於國共之間，因此這兩國僑民受害的可能性相對比較小。日本人是戰敗國民，一旦計劃暴露，恐怕連家屬都會受報復性的迫害。
而解放軍炮聲中，美軍運輸機難以降落北平。
日高機關成員與家屬打算裝扮成中國難民逃亡天津，但目標太大，而且部分人一開口說中文就會露餡，。
中島束手無策之際，山口開口解圍：「我還有事情要處理，而且要給李安東、魏智報個信」。
就這樣中島打算將其他人送到安全地之後，就回來接替山口。長則兩、三個月吧，請山口君忍耐一下。
但中島萬萬沒料到，從此生離死別，永不再見。
「如果那時我多說一句，君一家也一起走，山口就不至於死地了」。中島回憶（P147）。
要點之六：台灣-東京-南韓，中島再潛入北京已成幻影
日高、中島等十幾人於1948年12月上旬離京，經天津乘船到達基隆。
儘管中島心念回北京接應山口，但他又被台灣警備司令部鈕先銘任命為第二處負責居台日本人事務的股長。
而暗殺毛澤東的任務是美國的OSS下達的，與國民政府、與台灣無關，因此，中島不好開口拒絕。
此時原日軍參謀本部暗號解讀班的成員在淡水作為「國防工作隊」訓練國軍破解中共軍電報，而日高機關在台灣島上反而顯得無所作為。
不久，中島、日高通過台灣人，收到山口來自北京的一封信。（P154）
「本人、李安東、魏智都好。中共軍也很熱情。雖說還未遭到懷疑，但請盡快回京」。
美國方面以及中島都在思考合法出走台灣的方法。
中島最終得到派遣回日本的機會。他計劃接替山口後，山口一家經台灣或香港回日本。美國也答應了完成任務後救出中島，同時提醒他回日本後不必同麥克阿瑟聯繫，必要時，「橫須賀的田浦郵局私設五號信箱」可直通華盛頓本部。
1949年8月14日，中島裝扮成開豆腐店的平民乘坐歸國僑民船踏上回日本的旅程。
「日本丸」入港佐世保後，中島就便衣被接到東京，然後從立川美軍基地乘坐運輸飛機到仙台。然而，一輛吉普車送他到一段鐵路上。幾個人從工具箱裡拿出錘子、撬子開始拔鐵軌上的鉚釘。中島明白了這是一起翻覆列車的行動。
8月17日凌晨，國鐵東北線福島縣松川站-金谷川站之間列車翻覆事件。出事現場調查結果，證實鐵軌曾遭人為破壞。「松川事件」被稱為戰後「國鐵三大迷案」之一。日共認為是占領軍反共的謀略，因為同年日共在大選中由四個席位增至三十五席，國鐵勞動組合為反對解僱工人而發起抗議運動。
直到兩年後，中島意識到自己介入了「松川事件」。
此時中島的上司日高已經為GHQ參謀第二部（G2）直接領導下的秘密情報機關The Cannon Unit1效力。The Cannon Unit源於美軍陸軍少校Jack Y Cannon 之名。以免除戰犯罪為條件網羅舊日本特工，與CIA為爭功名相互對立，直到1951年11月，The Cannon Uni因涉嫌綁架作家鹿地亙以及「國鐵三大迷案」而解散。
終於回到日本獲得「自由」的中島，日常行動必須向The Cannon Unit 報告。這就是「自由」的代價。
無論是GHQ，還是CIA，共同任務都是防共反共，中島釋然。
1949年11月8日，儘管此時已過了國慶節，但日高、中島仍認為第二年春節毛澤東等人會出現在天安門城樓，到時下手也不為遲。
The Cannon Unit下屬的「海安商會」預備了一艘名為「第二新興丸」、水位九十頓的木船，中島、日高兄弟等人從熊本縣軍浦港楊帆出發，目的地是天津大沽口，即白河口。
途中停靠長崎。中島認為這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日高犯的錯誤。雖然當時柴油統購被限，需黑市走私，但遠赴異國暗殺之大事，這類燃料不足的事應當早就想到，如果買油期間走漏風聲，豈不是誤大事？
長崎港上來了三位南韓特工，此三人在釜山附件秘密上岸後，「第二新興丸」繼續前行。
進入黃海，就在快要看見山東半島的時候，遇到颱風之襲。而且船隻機關部位發生故障，無法掌舵，漂流的「第二新興丸」張帆藉助風力漂入南韓木浦港附近的黑山島。
日高想要中島暫留黑山島，但中島堅持與山口的承諾，否則，對不起山口。
最終船主的話改變了中島的主意，船隻需要點檢大修，只能回日本。
但南韓的海軍巡邏隊發現了「第二新丸號」。
儘管日高解釋說這是因遭遇颱風而避難民船，但南韓仍然以「侵犯領海」為由，捉拿了一行人。日高與中島被移交至首爾憲兵隊總司令部。
日高不得不說出了這是一艘美國的諜報船，從反共防共立場出發，日本、南韓、美國三國必須同心合力。
在首爾憲兵隊收監時，中島遇到了暗殺韓國獨立運動領導人金九的兇手安斗熙。
安斗熙出生於北韓的大地主之家，曾留學於日本。戰後不滿蘇聯指令下金日成統治，1947年逃到南韓，成為南韓與駐韓美軍防諜隊（CIC）的特工。
1949年6月26日，藉助拜訪金九之際，向金九開槍。
但安斗熙在憲兵隊收監期間，過得逍遙自在，抽煙、喝酒，還告訴中島，自己刺殺金九的目的是為了阻止他與金日成和談南北統一，而且自己的暗殺行動幕後金主是李承晚。（P194）
五十年代，北韓在日本大肆宣傳「人間樂園的社會主義」，與其在代理機構朝鮮總聯內外合應，將在日朝鮮人與他們的日本配偶用「北送船」運往北韓。
1959年，安斗熙到大阪，聯絡南韓駐日特工機關「景武台機關」成員韋惠林、中島，試圖炸沉「北送船」-蘇聯輪船「托波里斯克號」。由於安斗熙的炸船計劃定於日本領海，中島擔心危害日本的國益。建議安斗熙在公海實施計劃，或者取消此案，遭拒後的中島投書給《周刊讀買》，披露了這一計劃，日本警方開始著手調查。安斗熙回南韓。於1996年被一名南韓人刺殺。此為後話。
中島等人的「第二新興丸」從南韓回到日本的軍浦港，已經是1950年的1月20日。日高向CIA匯報由於「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失敗」之後，CIA仍然決定第二次暗殺行動。時間定為二月的春節期間實行計劃。
但直到二月中旬，出航準備工作才完成。
行將出發的中島接到CIA的緊急指令：中止北京的暗殺計劃。日高機關本部搬遷，機關工作費減半。
此時CIA已獲知山口等人被抓捕、審訊的情況，由此，CIA解除了中島潛入北京的暗殺任務。
很快，中島被CIA派遣到南韓，美國首要對付的是蘇聯赤色共產主義的擴張。
中島於1950年9月回到東京。此時他接到的CIA的任務是徹底調查著名歌手山口淑子（中文名：李香蘭）和她的一家。山口淑子有個姐姐名叫山口清子，曾在北京大學學習，而中共對學生運動滲透很深，此外，山口清子還有一位台灣出身的戀人李德清，據說他是台灣解放同盟的幹部，這個組織的領導是謝雪紅。李德清在戰後來到神戶開貿易公司，CIA懷疑他的目的是收集在日美軍的情報。
1951年山口淑子與日美混血藝術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1904-1988）結婚。
中島又接到The Cannon Unit指令，趁兩人大婚之際，調查野口勇的黑皮包裡是否有共產黨和工人情報局（Cominform）給日共的指令。因為日共在1951年綱領中打出軍事方針，向戰鬥的革命黨方向發展。
朝鮮戰爭的爆發，使得美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內外眾多疑點，迷案難解
「炮轟天安門、暗殺毛澤東」案已經事過七十多年，至今疑霧重重。山口家屬與中島的回憶錄口徑不一致，更加難以看清真相。
罪證細節前後不一，迫擊炮距離天安門的命中率，窩藏武器和情報底稿的同案犯神父馬迪檽，在李、山口被抓後的七個月中，不逃跑，不隱匿罪證，坐等待斃？
此外，山口的草圖和信件的價值性？
留有山口隆一親筆簽名的繪製炮轟天安門草圖和提供的情報，山口撫子認為只是一般報刊的新聞。而中國國內公開出版物（也承認從「這些外國僑民的身份和活動範圍來看，其情報價值有限。例如山口隆一收集的中央人民政府首長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等卡片210份，就是一些基本情況，職務，簡歷。住址等。李安東、哲立等提供的社會、經濟情況，也屬一般。真正有重大作用的中共高層決策、軍事情報，他們是得不到的。但是在當年的中美敵對的歷史背景下，這些也能構成間諜罪的證據」。（参见：《大審判-國民政府處置日本戰犯實錄》P759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作者：劉統）。
中共外交部檔案揭秘之後，網文：《一莊奇怪的間諜暴動案》（成子雲）、《判處外國人死刑！疑點重重的天安門刺殺毛澤東案》（林輝）都質疑此案。
法國漢學家杜明(Jean-Luc Domenach)的《中國，被遺忘的古拉格群島》：1950年中共召開「全國安全會議」，對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和與外國人交往的中國人，「要給點顏色瞧瞧」，認為此案為「莫須有」；意大利的漢學家、記者白楊的「歷史紀實小說」《刺毛陰謀》，參考中、意資料，訪問在中國生活過的人，包括傳教士以及李安東的家屬，質疑李安東的死。
個人的回憶錄，夾雜主觀性，片面性，需要文獻和實證。
劉統承認「這些質疑不無道理、李安東、山口隆一似乎罪不至死」。但從當時的中美關係和鎮壓反革命運動的背景對中共為什麼要大張旗鼓公開宣判作了解釋。
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介入朝鮮戰爭，嚴重威脅新中國的國家安全。國民黨準備反攻大陸。毛澤東親自部署鎮壓反革命的運動，提出「對於反革命分子必須打得穩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針。1951年上半年形成鎮壓反革命的高潮。為了配合抗美援朝，國內展開反帝愛國運動，肅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影響。包括西方教會在中國的教堂、醫院、學校也是重點清理的對象。天主教在中國的負責人黎培里被驅逐出境，因此馬迪檽也被捕。
劉統認為：「山口隆一在抗戰期間是日本軍官，本身就是犯有戰爭罪行的人，李安東是意大利法西斯黨徒，民國時期就有間諜罪的前科。將他們兩人處死，對國際關係影響不大」，而其餘人都判刑後都驅逐出境，也表現了中共在這個問題上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
日本政府為什麼沒有對邦民山口判死刑抗議？
戰敗後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指示下，日本政府忙於實行一系列民主化、自由化改革。1947年正式實施《日本國憲法》，其中最重大的一條修改是第九條，規定戰後日本放棄戰爭不維持武力、不擁有宣戰權。這條對日本軍事自主徹底剝皮抽筋的條約至今沒變，日本作為獨立主權國家卻沒有力量保護在外僑民的基本人權。山口隆一被處刑後的一個月，即1951年9月，日本與美國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結成軍事同盟， 1952年日本又與退守台灣的「美蔣」政權簽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恢復外交關係。「美帝的走狗」日本成為中共大敵，這二十年中山口案無法通過更嚴格的法律程序和外交途徑交涉。1972年日本與中國恢復邦交，結束敵對關係之後，「友好合作」為主旋律，此案也就不了了之，成為中日戰後的深不可測的部分。
為什麼山口等人被定罪於「美國間諜」，而美國對這些人見死不救呢？實際上，0SS成立初期，美國認為正規戰靠正規軍，間諜戰是不守規則的小人之行。對於美國軍情局與聯邦調查局來說，是一幫外行人幫倒忙，「業餘平民」在嘗試專家的工作。二戰結束後，尤其是與蘇聯冷戰越來越緊張的1947年，民主黨的總統杜魯門總統認為和平時期不需要情報組織，下令解散，而根據國家安全法成立民間組織的中央情報局（CIA），儘管採用了不少0SS的舊職員，但0SS最高領導人未被留任。
0SS在中國活動時期，戴笠也不信任它，認為它不一定支持國民黨，還可能是反國民黨的，政治上不可靠。事實上，此案指控的「黑幕」包瑞德的延安經歷，使得他終生不受中華民國待見，退任之後希望定居台北未果。
中日邦交化之後，山口的兒子聽說父親被草葬在一個中國人墓地旁邊，就赴北京尋找父親的遺骨，想帶回山口的遺骨與祖墳合葬，但無功而返。隨著時間的流逝，中國發生巨變。不要說墓地，連原來墓地的一塊小石頭也尋覓不著了。
作者：謝 頂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