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淹沒的百年中共史——回首、反思、與展望】３ 推動中共實施改革開放的是民間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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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個人崇拜：林昭與張志新的覺醒

1945年的中共第七次全國黨代會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黨政軍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中共於1949年建政之後，毛澤東的權威更是與日俱增。雖然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中共黨內穩健力量不完全認同毛的政治鬥爭哲學，也試圖在日常工作中淡化「毛氏階級鬥爭」的影響，但由於毛領袖地位的存在，使得劉鄧周等人的努力成效並不大，更遭來毛澤東對大權旁落的疑懼，先後用反右傾、文革等運動整肅了黨內包括彭德懷、張聞天、劉少奇等不同意見人士。

在中共黨內權力日漸集中時，中共與黨外勢力、青年知識分子的關係也日趨微妙。1957年，中共發起整風運動，原本對運動抱持希望的諸多黨外人士、青年學生藉此機會對中共建政以來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提出諸多批評。作為北京大學才女的林昭積極參與整風，書寫批判官僚體制的大字報。一波波的批評聲浪引起中共高層警覺。整風最終變成反右派。林昭被劃為「右派分子」並數度遭到逮捕。在此期間，她開始系統化反思對毛澤東個人崇拜帶來的負面影響，組織了「中國自由青年戰鬥同盟」反抗壓迫。在林昭的一首詩中，她以「只因社稷公黎庶，哪許山河私帝王」的詞句控訴領袖崇拜與集權對中國社會的傷害。這在當時的中國是非常前衛的反思。林昭後成為基督徒。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判處死刑，官方向其家屬收取了五分錢的子彈費。林昭一案，直到1981年才被以司法判決的方式平反。自此，林昭被中國民間自由派人士視為「聖女」，其位於蘇州靈岩山的墓地一直香火不斷。

北京大學的林昭，書寫批判官僚體制，遭判處死刑。 (網路圖片)

另一位對個人崇拜提出激烈批評和反思的，是張志新。與林昭不同，張志新是一名共產黨員。文革中，張志新基於對自身共產主義信仰以及對中共建黨初衷的思考，表達了對文革的強烈排斥和懷疑。這樣的懷疑為她帶來了牢獄之災。在獄中，張志新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宣言》為自己辯解，認為黨員有權就黨內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和見解。不僅如此，文革中的張志新對毛澤東本人提出了直接批評，認為毛澤東也是人，也會犯錯誤；後來更是喊出「打倒毛澤東」的口號。這在文革的個人崇拜風潮中，毫無疑問是觸犯了當局的底線。雖然地方政府有意留張志新一命，但在毛澤東侄子毛遠新的直接介入下，張志新於1970年被處決，死前甚至遭到玷污。文革結束後，張志新被平反，更被追認為「革命烈士」，被視為是「為真理而鬥爭」的先驅。

衝破「投機倒把」的牢籠 溫州「八大王」的經濟開拓

1949年後的中共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民間私人交易買賣被看作是「破壞社會主義公有制」而遭到打壓。官方甚至制定了「投機倒把罪」的罪名，來懲治非公開的民間交易。但僵化的計劃經濟帶來的商品稀少、資源稀缺以及貧窮，卻成為中國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難題。

1982年，中國浙江溫州的八位民間商販，因為私下從事金屬線圈、舊貨交易、五金銷售、電器經營，被官方以「投機倒把罪」逮捕。這八位民間商販，有的出逃，有的則被判處三年到七年不等的刑期。八位商販具體姓名為何，民間有不同版本，筆者無法準確列舉。但由此可以看出，在1980年代初期那個已經結束了文革的歲月中，民間的市場活動受到的壓制有多麼無情，數萬民眾因此背負牢獄之災。

「八大王」事件震動全國，也震驚了中共高層。在民間更是引起了強烈的民意反彈。最終，在1983年，這八人被宣告無罪。他們有的後來憑藉經商頭腦東山再起，有的則遠赴異國他鄉。中國城市的民間私營經濟活動自此才逐步展開。今時今日，浙江是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省份，其中的義烏等地更是民營企業、鄉鎮企業發展繁榮的重要區域。但今天又有多少人知道當年的「八大王」為了民間經濟自主所付出的代價。

1997年，中國制定新的《刑法》，投機倒把罪被徹底廢除。如果我們將這一行動視為德政的話，那麼那些曾經在嚴酷的計劃經濟模式下，為了生存、為了尊嚴而與官方經濟管制相抗衡的人，那些因此而鋃鐺入獄的人，就更值得我們去紀念和緬懷。沒有他們的犧牲付出，又如何有後來被官方津津樂道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呢？

《苦戀》風波 文藝界對創作自由的追求

1979年，中國軍旅作家白樺發表電影劇本《苦戀》。這部作品呈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內心試圖報效紅色中國卻被一波波政治運動無情打擊的悲劇；劇本更直指「愛國主義」的命題：提出「你愛國，但國家愛你嗎」這樣的深刻追問。作品發表後，在反思文學、傷痕文學風靡的大背景下，得到了中國社會階層的極大認可與讚揚。不過，由於碰觸到對中共體制的反思，也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抵制。中共的《解放軍報》於是刊發社論，認為《苦戀》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核心內容為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抹黑新中國與社會主義的形象。一時間，極左力量對《苦戀》的批判引來中國文藝界甚至是普通民眾的高度關注，民眾紛紛憂慮：是否文革要重演？

《苦戀》呈現中國知識分子試圖報效紅色中國卻被政治運動無情打擊的悲劇（圖：立場新聞）

在這樣的氛圍下，中國民間並沒有被保守力量的大棒所嚇倒。一位內蒙古女孩寫信給白樺表示：若白樺覺得不安全，可以到她家的蒙古包中居住，他們會留一雙筷子給白樺。一位年輕人找到白樺的住處，將一塊石頭親手遞交給白樺，希望白樺能夠保持堅強。不僅如此，全國各地支持、聲援白樺的電報如雪片一般湧入白樺家中。當時的眾多媒體報刊也發文，對白樺表達了堅定支持。在文藝界組織的作品評選會上，《苦戀》甚至被評為優秀作品。白樺感慨文革後人性的崛起以及外界對他的支持，寫下了《春天對我如此厚愛》的詩歌，抒發心中的感動。

正是因為有了民間社會對極左文藝批判的強烈抵制，胡耀邦主導的中共中央才始終堅持不讓《人民日報》轉載、刊發批判《苦戀》的文章。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直到1980年代，中國文藝界對文革的反思非常深入，任何可能引發文革回潮的事件或信號，都會引起文藝界的強烈反彈。文藝界對創作自由的嚮往和追求，最終形成了198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解凍風潮。類似《河殤》這樣反思民族文化的作品層出不窮。這一切，都源自《苦戀》風波中，知識界和文藝界的堅持與勇氣，才使得當時的中共高層最終沒有走回文革時期大批判、扣帽子的老路。

以人民史觀看待改革

在以往的中國官史敘事中，往往以英雄史觀、偉人史觀呈現改革開放的歷史，認為是鄧小平等中共領袖的英明決策，才讓中國煥然一新。從歷史探知的中立與公正角度看，在文革中飽受煎熬的鄧小平固然是開啟中共改革路線的重要人物，但若回到中共自身所倡導的唯物主義史觀來看，則「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命題完全適用於改革開放。以人民史觀來看待改革，是為了不忘卻那些在前改革時期就已明悉中國社會的先知聖人，也是為了紀念和緬懷他們在前改革時期勇於突破、大膽嘗試的勇氣。我們甚至可以這樣思考：如若文革中，沒有那麼多官員被打倒、下放，文革還會被徹底否定嗎？由此可見，僅僅將社會進步的理由解釋為官方的推動，是不夠的，也是不客觀的。因為公權力的運行天然具有惰性和保守性。在中國改革歷程中，打破中國農村大鍋飯的土地包產到戶、拋棄階級鬥爭路線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以南京大學學者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開端）、甚至到後來廢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孫志剛事件，恰恰是中國民間社會、公民社會的不斷成長、壯大、探索，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中共官方每一次在公共政策上的前進，其背後都是無數民間人士以高昂的付出代價所換得。以人民史觀看待改革，才是我們體認中國近四十年歷史的最佳視角。未來中國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也仍會是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