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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6月8日，海南省海口市，我二次入獄，先關押在海口市公安局秀英收容審查所（收審所）九個月，然後被裁決「反革命出版罪」，在海南省勞動教養所勞教三年。距1989年在蘭州、北京參加八九學運入獄一年三個月，出獄不到四年。
被捕
1994年初，從甘肅南下到海南島快一年了。去年剛上島，即應聘在《證券信息週刊》做記者兼編輯，這家週刊掛靠海南省委改革發展研究院，由香港港澳公司獨立主辦，是中國大陸最早的一批證券類報刊。週刊社設在海口市龍昆南路華景大廈辦公，採編和發行人員全部招聘自大陸。這裡刻印著我人生和新聞專業的許多第一次。週刊社人員後因薪資待遇不公，全體辭職；隨後，我與海南省司法廳《法律與生活》月刊合辦廣告公司，租設在海口市新港碼頭武漢大廈六樓一套寫字間辦公。
1994年年初，「六四」五週年就要來臨，心結未斷。我關閉了廣告公司，專心撰寫兩本書，以此紀念「六四」五週年。我想到把自己在1989年的經歷寫出來，於是跟香港一家有交往的出版公司談妥，我撰稿由他們出版發行。「六四」真相，應該讓更多的中國人知道，人們不該淡忘它——不該忘記那些倒在槍口和履帶下的無辜者；不該忘記仍在監獄的人；不該忘記處處遭受壓制、艱難維生的「六四」參與者；不該忘記亡命海外的人們；不該忘記死難者的親屬。明知道會被編織罪名再次被抓捕，但我無法克制內心的衝動。我只是不願選擇沉默，不想做懦夫。英雄無法選擇歷史，而歷史卻需要英雄，哪怕是庸人眼裡的悲劇英雄。我們別無選擇，除非選擇苟且偷生。我們不是英雄，只是捍衛自己說話的權利和真相。
在海口得勝沙郵局租信箱時，一大串號牌鑰匙，我獨獨挑選了「68」號信箱，圖個吉利順口。巧合的是，我被海口市公安局政保處抓捕的日子竟也是1994年6月8日，不免讓人浮想聯翩。
進入六月，海口颱風季節來臨。我與妻子租住在海甸島四廟一棟新建的居民樓頂層。颱風雨連續下了好幾天。狂風暴雨搖撞著窗戶，雨水沿著四扇窗戶縫隙，源源不斷灌進房間，地板上一片汪洋大海。害得我手忙腳亂，抗洪救災。《六四大寫真》、《海南黑社會全記錄》兩部書稿基本完成，放在一隻大行李箱裡。我想等等，再找資料補充修訂。
在自我封閉寫作的日子，每天晚上，我騎車去市區接妻子下班，順便散心、吃飯。一個禮拜沒有去郵局拿郵件了。妻子說，她下班後，可以順便取郵件，我制止了。我不願把內心的恐懼傳染給她：我預感到郵局是危險的陷阱。這個念頭，我從來沒有明白地告訴過崔青海和妻子，我不想牽連他們。
6月8日午後，暴雨間歇，我決定冒險去得勝沙郵局一趟。騎車抵達郵電所，在營業大廳轉了一圈，沒有發現異常情況。我進入後院，穿過值班室。幾個男子懶洋洋坐在椅子上玩撲克牌，他們望了我一眼。我遲疑了一下，徑直靠近擺放在辦公樓梯下的一排綠色鐵皮郵箱。快速打開信箱，拿出信件，轉身離開。
突然，一個穿白襯衣、20歲出頭的男子堵在唯一的出口。「68號信箱是你的？」說話間，奪走我手裡的信件，查看起來。
「你是誰？幹嗎？」 我回話當口，對方拿出一個證件在我眼前迅疾晃了一下，雙手抓住我，大聲喊：「我是公安局的，來人啊！」 四、五個便衣員警聞聲圍了上來。剛才從他們面前經過，大意了，沒有覺察出他們的身份。信封上的地址已經表明了我是信箱的主人，說多了沒有用。錚亮的手銬拷住了我的雙手。背銬。一隻胳膊搭在脖頸，一隻胳臂扭在背後，雙手銬在後背。我聽見自己的肘骨節嘎巴、嘎巴響，鑽心地痛，差點背過氣。覺得自己兩條胳臂斷了，疼得我大聲亂罵：
「你們是什麼人？我犯哪條法了？操你M，有種開槍啊！」
「市公安局政保科的，你做了什麼應該清楚。哎，蠻囂張啊你，敢罵我們，找死啊你！」
「你們這是綁架！」
「你的同夥是誰？說，你老婆在哪裡？你才放出來幾年啊，又搞搞正。說不說，寫的東西哪？」
我戴過土銬、前銬，以前見過背銬都是銬逃犯和重刑犯的。一會兒，汗水濕了衣服。手錶、傳呼機、錢夾、身份證、記者證、鑰匙鏈和自行車鑰匙，全被他們搜出來擺在桌子上。領頭的年輕男子拿著我的身份證，興奮地給局裡電話彙報：
「逮住了，對，一個，是他……快派車來。」
我掙扎著被按住蹲在地上。他們對照過幾個證件，然後連同信件，謹慎地裝進牛皮紙檔案袋裡。我蹲在角落裡，雙臂象遭刀劈一樣，疼得我渾身打抖。汗水打濕了眼鏡片，眼前一片模糊。
紕漏出在哪裡？
後來我才知道，公安局在郵電局都有便衣隨時檢查可疑郵件。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從來不要輕視你的對手。我心裡閃過念頭，怎麼通知亞男和崔青海，趕快躲起來，保管好手稿，不要被查收。這是「犯罪」證據，不能落入他們手裡。從他們在郵局蹲守，可以判斷，其他人行蹤他們並沒有掌握。只要我嚴守口風，崔不會暴露的，妻子沒有什麼對付公安的經驗，就難說了。看來他們已經摸透了我的底細，要逃脫嚴密的追捕羅網，幾乎不可能。我索性坐在水泥地上，咬緊牙關，不吭聲。
抄家，疲勞審訊
我被拽到郵電局二樓辦公室，便衣頭頭讓人指認是我辦理信箱手續的。一個男子盯住我端詳了半天，說時間久了，他記不清楚辦理信箱者的體貌特徵。便衣讓對方翻找我租信箱的收款收據。果然找見了，上面留著我用化名的簽字。
幾個便衣拿到收據，擁著我下樓，推進剛被叫來的白色警車。
雨又下了起來。我彎腰半跪在後座，四周坐著便衣。手臂完全麻木，失去知覺。血染紅了後背。那個穿白襯衣的便衣發現了，告訴頭頭。頭答，馬上到局裡了。
警車鳴著警笛，穿行在燈光斑斕的大街。窗外是陌生的街景。我被帶到海口市公安局政保科辦公室，50開外的李科長親自審問。背銬打開。
審問進行當中，我被搜去的傳呼機唧唧響起來。他們警告我，誰呼你？對方問起在哪裡，就說跟朋友在一起，其它不要亂講。原來是妻子的電話。她問我在幹嗎？要我在她下晚班後去接她。
我的話還沒有講完，旁邊的員警摁斷了電話。他們例行問過我的家庭、學校和工作經歷，仔細盤問我跟哪些六四份子保持來往，怎麼瞭解海南黑社會的。我回答自己一個人寫作，沒有其他人參與，全部資料來源於海內外媒體的公開報導，以及自己和同學的血與火的經歷。
審問了一個小時，他們急著找到其他人的線索，拿到書稿。
5個員警帶我去抄家。我被重新戴上手銬。這次用前銬。兩隻手腕浮腫，皮肉磨破了，手銬嵌進肉裡，仍然鑽心地疼，但要比背銬好受許多。我唯一擔心的是崔青海暴露。警方很可能依據我從海外媒體獲得的大陸沒有公開的六四內情，捏造藉口給我定罪。我想妻子不會受到牽連的，她什麼也沒有參與，大不了是知情不報。如果見到妻子，暗示她不要提起崔青海，那我就放心多了。我擔心員警單獨審問妻子，她沒有經驗，會全部交代出來。
警車駛往海甸島。我有意拖延時間，藉口剛搬來，不熟悉周圍的環境。我指揮著警車在樓群的小巷子裡轉來轉去。我們都沒有吃晚飯，員警買來餅乾和礦泉水，在車上草草填飽肚子。我想妻子下班不見我接她，她會打call機，我沒有回音，她會預感到我出事了。如果見不到她，這也是一個警報辦法。估計時間差不多了，我指點來到樓下。員警用衣服遮蓋住我雙手上的手銬，我沒有弄明白他們的意圖。
員警跟房東老頭子說明身份，一起上了我租住的六樓。房東老頭疑惑地望著我，什麼都沒有說。李科長跟他用海南話說什麼，我一句都聽不懂。
員警分頭在幾個房間搜查，很快發現了行李箱裡的書稿。信件、照片、相機、採訪本、通信錄、現金，刊登六四和黑社會的書報，全被當作證據擺在茶几上。他們逐件翻看起來。
員警問我，你妻子幾點下班。他們似乎不很關注她，我暗暗地鬆口氣。搜取的物品逐一登記後，員警讓房東在登記紙上簽字。他們點完現金，問我數額後，又告訴房東，然後放回原來的衣櫃裡。我提出給妻子留張紙條，他們同意了。
我寫道：「亞男：我在市公安局政保處，員警正在調查取證，我一個人還好。以後沒有人照顧你，你要保護好自己。去找韓超或者辦事處的朋友，他們會幫助你的，最好找一個律師。家裡拿走的物品，房東知道。暫時不要告訴家人。劉水 即日」
李科長翻看後，嘟噥了一句：
「寫上，讓你老婆明天上午來局裡。這些是什麼人？」
我：「現在可以電話告訴她，這是甘肅省駐海南辦事處的老鄉。」
科長瞪我一眼：「不行，你們不能通話。你是省裡督辦的大人物，把這些人劃掉，重寫。」
我在紙條末尾補充寫上：「我一個人關在局裡，明天上午可來政保科找。」
又在人名處塗抹了幾筆。
「讓你重寫沒有聽見嗎？要麼不要留了。」
我：「沒有紙寫了。」
旁邊一個員警說：「對你很客氣了。」他拿過筆重重地塗抹掉人名。
換過血衣和鞋子，我又被帶回局裡，繼續接受審訊。我留的紙條，寫明我一個人，就是暗示妻子，其他人是安全的。但願她能明白我的意圖。直到三年以後獲釋，我才知道，她讀懂了我的意思。然而，我沒有想到的是，她當天晚上回家，還準備跟我算帳，怪我沒有去接她。房東告訴她我被抓的消息，她嚇傻了，不知道怎麼辦。竟然半夜跑到海口市公安局找我。6月9日，她再次去公安局，「自投羅網」，當即被關進了拘留所。15天裡，遭受了慘無人道的折磨。我出獄後，她捲起褲管給我看，雙腳腕處被牢頭用香煙頭燙傷的疤痕，歷歷在目。
當晚一夜，我被強制接受突擊審訊，翻來覆去問那幾個問題。
6月9日凌晨，儘管一夜未眠，可我頭腦異常清醒。我被戴上手銬，三個員警押我登上警車，不知道送往哪裡。我猜想可能是去看守所。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