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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是會聽到一些論斷：中國傳統封建專制社會，人民奴性十足，寄託青天大老爺，中華傳統裡沒有自由民主基因，以此推論出中國大陸百年來無法實施民主憲政的人民素質根源。
事實並非如此，回望傳統社會裡的村莊，會發現村莊傳統裡不僅有基於民意的共和，還有相當高度的自由自治，朝廷裡奴才奴性十足，而村莊裡即便是佃農或長工，都有一份應有的獨立與自尊。
村莊社會宣導的道德人倫、禮義廉恥，是現代社會的民主政治良好的基礎，遺憾的是，這些傳統精神被中共破壞，加上黨治深入到村莊基層，才使得今天的中國社會問題複雜起來，突破人倫底線的事端層出不窮。
對比東亞已實現政治轉型的日本、韓國、臺灣，中國面臨的問題不僅是在政治改革，修復村莊的民間親善生態，也是任重而道遠。
村莊秩序基於民主自治
古代農村的『民主』，是基於『我的土地我做主』，但這一神聖的土地主權被剝奪，政治主權當然也不會得到。
農村社會中的民主不僅體現在私有產權擁有，並受到保護，還體現在公共事務通過眾議來決定，充分照顧到每一個家庭的權益。
例如公山、公堂廳、公共水塘、公糧分攤、公分的計算，都需要通過公議的方式來達成共識、形成規則或制度。中共搞人民公社大食堂失敗之後，退而用生產隊為單位集體生產勞動，集體交公糧，古代的徭役在六七十年代也依然存在，就是按生產隊派出勞動力，去挖大型水庫或半個月時間去維護長江大堤。
各家如何出工出力，都得村民們商議，然後就有了相關方案，中共上級單位是不可能對每個生產隊出臺細則的，政府需要的無非是交公糧、服徭役。村莊裡有『大事必議』制度，與古代朝廷幾乎一樣，小事按習俗辦，或由生產隊長決定，重大的事情則通過公議協商處理。這種『民主』自治，不需要通過選票來票決，古代雅典城邦民主是因為城邦是工商業社會，而村莊則是基於熟人社會，有禮制秩序，公共決策與習俗都盡可能照顧大多數人，村莊因此是一種小共和的狀態。
傳統的村莊因此是一種『封建共和狀態』，中共醜化傳統社會，是為了宣傳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與顛覆、革命的合法性。共產制度將所有農民土地收歸集體，民主的基礎就不存在了，村民們得到的『平等』，則成為共同貧困的平等。由於政治組織、黨員遍佈村莊，它比秦制更為恐怖，秦王朝沒有發明一種叫黨組織的東西用來震懾人民。
古代社會觀念中，天下屬於朝廷，但秦漢以降的農村田地實質上是農民的私有財產，村莊與村民的自給自足與自主，是私有財產權決定的，這是農業文明的常態，至於戰爭與自然災難造成的農民破產失地與地方權貴巧取豪奪，那是非常態。
正是非常態導致的災難被中共的唯物史觀誇大，並對村莊富有的農民地主進行有罪推論，中共剝奪地主富農土地，進而將所有農民土地收歸集體化，農民失去土地私有產權，同時也就失去了經濟主權或自治權。
村莊自治、共和有悠久的傳統
以禁山林砍伐為例，可以看到村民自治的細節：
禁山林砍伐並不是永遠禁砍伐，村莊公共需要，是可以適量砍伐，每年一天或三天『開禁』，由村民們自由上山，去採集落葉枯木，但不得傷害樹木，人們既收穫了柴火，也使積累在山林的枯草樹葉得以清除，消除樹林火災隱患。
有趣的是，禁山林隨意砍伐既有著古老的傳統，又是朝廷、知識精英與民間社會的共識，《管子·八觀》裡說「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孟子·梁惠王》篇要求「斧斤以時入山林」；睡虎地秦簡秦律《田律》：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民國元年（1912），農林部規定：「凡國內山林，除已屬民有者由民間自營並責成地方官監督保護外，其餘均定為國有，由部直接管理，仍仰各該管地方就近保護，嚴禁私伐。」
上述這些針對保護山林的規則，一是古人強調時間性，砍伐採集樹木柴火，有時限不可濫伐；二是現代政府重視區分公共與私有林地，重視保持私有財產的自主權。
中共將農村山林收歸集體後，農民名義上有集體主權，但很容易被村支書或上級剝奪，五十年代末的三年人為饑荒時，一些保守傳統的村莊，沒有人禁止村民去採集野果或挖一些可食的樹根，但另有一些地區的人們回憶錄裡，這些行為被舉報，甯要村民餓死，也不允許去動公共林地草根野果，誰會想到失去公共林地，會使村民們失去最後的生存防線。
中共完全破壞了村莊與城市社區的村民自治與共和生態，底層社會裡的村幹部與街道辦獲得了公權力，就敢於突破人倫底線，製造次生人道災難。 這兩年中共應對疫情，將專政執法權下放到村莊與街道，他們就有權封社區、封街道，甚至封居民家門，引發了大量的次生災難，當代公權力替民做主，不是主持公道公義，而是做萬民主宰，為了貫徹權力意志，不惜一切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