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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篇文章，是想告訴想再搞一次文革的獨裁者，即便毛澤東個人威權登峰造極，搞了十年政治運動，消滅或打壓了國內一切異已力量，但民心說變就變，七六年的天安門『四五事件』，宣告了文革盛極而敗。
十年文革又如何
1976年一月周恩來去世，引發持續不斷的紀念周恩來的民間活動，到清明節期間，升級為一場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這場運動的參與者們，不因貧困、饑餓或失業，而是基於心中的良知道義，憤而走上街頭、廣場，證明了中國人的良知不可能被中共的文革滅絕。
這場運動當時被中共定性為反革命政治活動，後來說成反抗四人幫的群眾運動，但實質上，它是直接衝擊的是毛澤東政治集團，它宣告文革中形成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政治集團失敗。北京，中央，天安門，文革旗手們，不再具有神性的光彩，中共政權被民間力量嚴重撞擊，造成無法修復的內損內巻。
親歷四五運動的王軍濤先生說：『對我而言，這個運動是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決定性一步。』『我完成了思想斷奶，不再迷信偉大領袖和共產黨。』（王軍濤：《我的四五運動》發表于《自由寫作》2011年4月號）
北京天安門從此不神聖
我清楚的記得周恩來去世的消息，是1976年1月的一個晨間新聞發佈的，我當時初中二年級，早起聽到這個消息，同學之間也在互相傳播，突然感到一種莫名的心悸。
周在許多場合都優雅示人，所以在民間社會中，有好的名聲，其影響力僅次於毛澤東，但學校在周去世之後，並沒有組織紀念活動，或者說，是上級沒有要求底層學校組織悼念活動。
直到四月中下旬的某一個時間，學校突然組織全校師生收聽重要廣播，同學們都把凳子搬到學校院子裡，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特別廣播，原來北京發生動亂了，動亂地點就在中國的神聖之地天安門廣場。廣播裡特別點名一個『小平頭』，極為活躍，唯恐天下不亂，令我震驚不已。昨天我們還歌唱『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天安門廣場花如海歌如潮，是全國人民嚮往之地，今天的廣播裡，天安門廣場怎麼成了反革命分子鬧事之地，一群年輕人在那裡與黨中央對抗？
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對黨中央、對北京產生懷疑，但沒有一個人能夠與我交流，我也無法找到一個長者求教，我只知道，周恩來去世，引發了事端，北京天安門聖殿，在我心中崩塌了。
毛時代人們如何形成民間共識？
按理講，毛時代信息封鎖、封閉，整個國家的人民在政治上完全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上面說什麼，下面信什麼，怎麼可能與黨和政府對抗？四五運動數以十萬人參加，年齡主要是青少年，發生地主要在大城市，回顧這場不期而至的政治運動，有兩個問題需要深思，一是文革十年，充分的洗腦，瘋狂的崇拜偉大領袖，結果卻形成了一場政治風暴，直接衝擊毛澤東政治集團；其二，無知識份子『啟蒙』，更無國外敵對勢力幕後指使，在通訊極不發達，更無網路的時代，人們如何形成共識，進而形成政治運動？
其實是持續的內鬥耗盡了中共的能量，毛本人的威權在林彪事件後也受到嚴重的影響，江青等人違背常識的極左，批林批孔，接著批周公，人們開始無法容忍。
流亡海外的中國民主黨主席王軍濤先生親歷了四五運動，他在上述《我的四五運動》中說，四五運動真正的開始在南京：
『（1976年）3月5日和3月25日《文匯報》兩次發表批鄧報導，不點名地指責周恩來是最大的走資派，扶植和包庇鄧小平。距離上海很近並與上海關係不好的南京民眾立即舉行抗議。南京大學的學生李西林等應當是四五運動發動者。3月21日起，南京大學學生就質疑和抨擊《文匯報》和上海批周的做法。3月29日，南大的學生又把大標語寫在南京開往各地的火車上，引發全國回應。
北京3月 30日，全國總工會理論組曹志傑等人張貼署名大字報，將曲折表達的政治抗議轉為公開抗議活動，揭開首都四五運動的序幕。』
此時的人們出現了『逆向』讀報現象，並不順從黨報的報導，更不依據其報導傾向來定是非或政治正確與否，而是根據自已的常識判斷，報紙不按照民意來報導，報紙就有問題，報紙有問題，我們就抗議，這樣的邏輯導致了民主運動興起。
當時的讀者發現，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不報導全國各地的悼念活動，3月5日上海文匯報轉發新華社紀雷鋒的報導，報紙刪除了周恩來為學習雷鋒的題詞，接著，三月份的文匯報頭版顯著位置發文不點名批判鄧小平，同時影射是「周恩來要把鄧小平扶上臺」。
中共主流媒體一系列反常操作，激怒了對周恩來懷有好感的市民與學生，所以才有南京的學生、工人首先上街對中共文宣部分進行抗議，紀念周恩來。街道張貼的標語主要有「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揪出《文匯報》黑後臺」等大標語，抗議運動由此傳向全國。
清明節前最早到天安門廣場敬獻花圈的是北京市牛坊小學的學生（3月19日），他們完全是基於對周的一份樸素情感，但後續的發展，政治性就隨之強烈，廣場成為市民、工人與學生的示威中心，大量的詩歌、標語出現在廣場上，著名的詩句有：『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這首《揚眉劍出鞘》是黑龍江建設兵團的工人，叫王立山，當時23歲，回到北京就參加了『四五』廣場運動。這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從參與者的廣泛性可見其全民性。
「四五運動」反的是毛澤東政治集團
張樹林在《四五英雄王軍濤》一文中引述劉傳新（時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的話：『這次有個特別明顯的特點，即他們的矛頭非常集中，各類演說、詩詞、悼詞、小字報、傳單、字條、口號都集中攻擊毛主席、攻擊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麼多講話、文章，就是不批鄧，（有的公開擁護鄧）不提走資派—-』，這篇文章中還寫了一個細節：廣場上有人大罵江青，嗓子都罵啞了，也無人過問。
這些資訊彙報給毛澤東，搞學生運動、群眾運動出身的他，沒有對參與廣場運動的學生與群眾祭出殺手鐧，只是要求批評改正。當局對這次廣場運動的定性是反革命政治活動，對部分參與者拘審，四人幫倒臺後，改變為反對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參與運動的人們成了反四人幫的政治英雄。
四五運動是終結文革的收官之作，毛澤東集團掀起的群眾運動，最終反噬自已，這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促使毛澤東與四人幫切割，扶持華國鋒主政，四五運動，隱性地影響著中共的政局，甚至影響了歷史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