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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閉幕，會場上的戲劇性一幕打破了一週來的團結假象，注定要成為中共二十一世紀的經典劇目，也為翌日一中全會後新常委的集體亮相，為外界理解這次大會到底給中國政治帶來了什麼重大改變，包括對台海局勢的未來影響，也就是二十大體制做了一個重要註腳。
這一幕，指的是22日中午臨近表決前一刻，胡錦濤大概發現名單文件有異而被習下令強行架出會場。然後，大會兩千餘名代表在這位前總書記缺席的情形下，無反對、無棄權地舉手通過黨章修訂案。待到第二天清一色習氏班底的常委亮相，這場世紀大會的歷史性也將逐漸清晰可見。
習對團派羞辱性清洗
首先，胡在會場的一幕，象徵著習對整個團派力量的羞辱性清洗。胡錦濤十年前“高風亮節”地讓位予習，換得了團派與習氏的共治十年，卻無力阻止反而助長習在過去十年的個人集權，到今天被強架出場，連同李克強、汪洋等一同出局，胡春華也在最後一刻被剔出政治局，團派可謂被清零。
然而，外界可能更多關注習的政治手法和所謂「偉大鬥爭」的殘酷性，卻忽略胡本人在其中的責任。這一切固然與胡在位期間的政治保守和弱勢有關，無力阻擋「紅二代」集團的競爭，卻更可追溯到胡上任之初的2004年開始建設所謂維穩體制，特別是2011年2月19日因應北非茉莉花革命而倡導所謂社會管理創新，為習翌年的危機執政即以防範顏色革命造成中共崩潰為由上位並且集中權力提供了正當性，也包括胡和其他老人的支持。
在這個意義上，二十大閉幕式的一幕，是胡所代表的團派和黨內老人對習的支持最終招致的反噬，也許不過是這些中共老人、儒家共產黨人的政治宿命，缺乏政治責任的自取其辱，最生動地說明了中國過去十年的「清零政治」：終於從對公民社會的鎮壓、對清理所謂低端人口、到對新冠病毒的清零，終於發展到對團派和前總書記的清零。
從政治清零到新文革小組上台
其結果，從新一屆政治局常委構成來看，完全由死忠的習派人馬組成，不僅完全割裂了舊有的派系均衡，也在整個政治局層面排斥了習之外其他「紅二代」，甚至胡春華這樣的團派殘餘中委，徹底廢除了政治局常委集體領導的實質意義，可算是在過去十年逐步架空政治局常委-寡頭制度之後，建立了一個完全聽命總書記個人的黨內最高「文革小組」。
如此二十大體制，對黨內寡頭和派系的清除是如此徹底，當然不能僅用「清零」式的清洗來表達其個人威權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極權主義體制來描述，這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固然不免有史達林體制重生之感，對外部特別是台海關係來說，更有1940-41年日本翼贊體制形成的效果。也即，日本在1937年中國事變後右翼政治勢力配合軍國主義體制對議會黨派政治的肅清，並最終以大政翼贊會為主體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夜完成了所謂新體制集權。在中國的一黨制度下，從十八大到二十大十年間對其他派系的持續清洗，最終也形成了一個高度個人化的政黨和集權體制。而翼贊體制所暗示的軍國主義危險，也是東亞政治二十世紀以來最壞的政治傳統，可能藉此復活，為台海以及整個西太平洋地區帶來戰爭的危險，如同我們過去一年在烏克蘭所看到的蒲亭體制對歐洲和民主世界所帶來的現實危險。
第二次太平洋戰爭敲響警鐘
那就是第二次太平洋戰爭的危險，範圍遠超台海，可能捲入美、日、韓、澳、菲甚至所有南中國海周邊國家。而所有這些危險都在二十大閉幕的一刻變得無比現實和迫近。一個缺乏任何黨內、黨外牽制和平衡的極權制度一旦形成，就陷入為維護其極權而可能喪失理性，包括中國兩千年來的儒家理性傳統，和不惜經濟發展等所謂經濟賬，決意軍事冒險和追求民族主義「政治帳」的機會主義定勢當中，採取不斷的戰術偵察並且隨時轉為一場「特別軍事行動」乃至全面戰爭。而蒲亭的戰場失敗可能並不足以阻遏這樣一種冒險，畢竟權力的誘惑本身是足以讓一個政權逐漸喪失起碼的理性，如同胡錦濤的宿命所提示的。這或許是二十大體制也是中國政治未來最大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