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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道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有報名《金像獎》的時候，心中已經覺得問鼎最佳電影的機會十分大。是撇除爭議外，也是因為爭議，大有一種評審會自我意識地覺得，應該在評審工作中拋開所有爭議，「以戲論戲」，彰顯自己「藝術為先」，「藝術大於一切」。
一個以藝術掛帥的獎項，是否就一定要藝術先行？想來值得討論，尤其是金像獎的性質。當然就會落入不同藝術獎項，有不同回應社會時代的比重，我始終記得台灣金曲獎當年將最佳歌曲頒予《島嶼天光》時，指的時代性，就算將鏡頭對焦回到金像獎，早年也有《十年》的先例。
說來有人會將《十年》奪得最佳電影和今次作直接對比，指「《十年》並非完整作品，爛片不如卻能奪獎，今次《給十九歲的我》正如一當頭棒喝，『兜巴摑埋同一班人面上』」，不懂藝術談藝術真的可以很尷尬，何況《給十九歲的我》的爭議之處，或者並不先出在獲獎頒獎上。
一方面電影本來就是回應時代，呼應人間，而另一方面獎項就是遊戲，遊戲規則一早寫明，既然成功入閘參加遊戲，就當然會有公平地按規則爭奪獎項的權利，至於在單論遊戲上，電影是否回應時代，呼應人間，值得討論商榷，然後又會引伸另一個問題——如果《給十九歲的我》橫跨的十年對香港如此重要，拍下的十年回應了走過十年的每一個觀眾，那更直面去回應時代的電影、紀錄片就為何被排除在整個遊戲之外。
整個得獎最令人氣憤的，是經歷過層層爭議之後，上台的那些嘴臉，說的那些言論，一副大言不慚，對自己引來的爭議毫無反省，更似是對電影少收幾百萬票房的抱怨。好一套紀錄學生青春，以學生為主軸，令學生毫無頭緒下被跟拍十年，影響多少學生人生的電影！奪得大獎後，卻在台上對學生不言一句多謝，也就更不奢望為帶來的爭議向學生道一個歉。
不會的，在她們眼中，這一路的爭議是「無可理喻」，是令自己「再次掉進漆黑森林」，因為重要的是我的需要，除此之外的一切，就如聯合導演郭偉倫在台上的一句：「「拍了再算！剪了再算！上了再算！」，因為「時代的需要」，「我虛榮的需要」，所以大過一切。
對於《給十九歲的我》團隊，本來獲獎是一個將爭議到此為止的良機，反正也不見到能夠再次上演，就一句「感謝評審肯定，抱歉帶來爭議，定心檢討負責，多謝」，說詞如何不重要，只要有道謝和道歉就好，放底姿態。結果台上的人作出最壞示範，恃著一份「認同」為自己壯聲威，但這份認同其實又有多少認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