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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的今天，數十萬香港人走上街頭，反對港府推動《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俗稱「反送中」的社會運動爆發，徹底改變了香港社會的面貌。四年過去了，香港究竟有哪些變化與以往不同？
第一，1997回歸後邁向民主化的普選之路被徹底逆轉。從1980年代英國在香港開始實行直選模式的代議政治以來，香港逐步走向民主化之路。中國在1997年收回香港後，也承諾香港未來要實現行政長官、立法會的全面普選。從1997年開始，香港立法會民選議席逐漸增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組成數量和選民基礎也不斷擴大。即便是2014年雨傘運動後，北京與港府提出了極為保守的普選方案，將原本的選舉委員會改為提名委員會。但所謂「政治向前行一步」仍是當時社會的認知和願望。不過反送中之後，伴隨泛民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大勝，北京對原有的香港選舉制度不再有信心，因此在「完善選舉制度」名義下，香港選舉中的民選成分大幅降低，候選人資格審查成為剛性制度，港人參與投票的熱情大大降低。
第二，《港區國安法》實施，香港人權保障和司法制度備受西方質疑，政治紅線增多。1997後，董建華政府曾經試圖就《基本法》第23條——國家安全條款，進行立法，但遭到50萬港人上街抗議而擱置。2019後，北京承認由香港自行就國家安全事項立法已經非常困難，遂直接制定《港區國安法》。從此，香港社會出現政治紅線，不能批評和否定中共，不能悼念六四，不能呼喊特定的標語口號。民間人權陣線、支聯會、學聯、各大學學生會、泛民政黨、工會，相繼解散或清盤。香港原本實行普通法，在刑事檢控程序中採取更加嚴格的當事人主義和人權保障原則。因此很多參與社運而遭檢控的人士，通常會在審判前獲得保釋機會。但在《港區國安法》下，羈押是原則，保釋是例外，很多被告人未審先關超過一年以上。
第三，無法接受新香港，移民潮爆發，港人求去意願堅定。香港過往爆發過數次移民潮，分別在1980年代初、1989年六四以及1997前後。但1997後數年，伴隨香港政局大致穩定，曾出現人口回流。不過，與前三次移民潮不同，2019後的移民潮，出現回流概率已經非常之低。因為香港社會形態已經徹底改變，學校開始強化愛國教育，外資不斷撤離，以美國公司為例，約有百餘家企業在反送中至今，與香港道別。伴隨經濟疲軟以及賣房移民，香港的房價不斷下跌，香港的國際化程度不若以往，經濟形勢日漸轉差。港府為提振市面景氣，積極設法吸引中國內地遊客、公司以及高端人才進入香港，填充人力空缺。但如此一來，勢必引起本地港人在生活環境和身分上之焦慮，反而更加速移民潮。
第四，與台灣關係走向凍結。以往，香港是兩岸關係的中間地帶。即便在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或是蔡英文總統第一個任期，台港雙方都維持了一定程度的官方互動。但反送中之後，一方面台灣民間社會支持港人聲音高漲，另一方面台灣官方亦聲援港人訴求，加之移居台灣之港人日漸增多，令北京以及港府都將台灣視為是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幕後黑手之一。在兩岸關係逐漸緊張的背景下，北京對一個中國原則的運用擴展到香港，令原本可以駐港的台灣官方人員，因拒絕簽署一中承諾書，而撤離香港。這是數十年來從未有過的大事。此外，中華民國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形象，從原本在港府中的模糊界定，轉化為中國一省。香港不能再公開紀念雙十國慶、舉行升旗儀式。港府最近也公開表示，無意恢復在台灣的代表處運作。
香港的未來，究竟是繼續中國化、大陸化，成為一些觀察家口中的「南深圳」，還是僅能勉強維持一定限度的自由生活方式，只能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