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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對香港而言是一個命運轉變月， 1997 年 7 月 1 日主權移交後，香港就如那一場青馬大橋的煙火一樣「江河日下」。由人人安居樂業、暢所欲言的年代，進入一個風雨飄搖、人人走上街頭捍衛自己所擁有的時代。 23 年過去， 2020 年 7 月 1 日，「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香港進入一個沈默的混沌世代。
最近的「71」過後，港府在 7 月 3 日召開記者會，該記者會亦以線上直播方式發佈，會上以「危害國安」等罪名，分別懸紅一百萬港元（折合約四百萬新臺幣）通緝羅冠聰、許智峯、郭榮鏗、蒙兆達、任建峰、袁弓夷、郭鳳儀及劉祖迪 8 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運動人士。
海外通緝令企圖在意識形態上攻陷港人
自從 2019 年「反送中」後，西方多個國家因對香港的政治環境失去信心，相繼與港府暫停逃犯移交協議，當中包括英國、加拿大、澳洲，美國亦表示有意與香港終止其協議，上列的 4 個國家，正正就是「國安處」日前高調通緝的 8 名政治犯現身處的國度。即便說，縱然公佈通緝令，亦不代表港府真的能夠對 8 名通緝犯有所行動，我亦相信港府甚至中共深知狀況，在一個沒有實際作用的情況下，選擇以一個如此高調的姿態去頒佈通緝令，背後原因我覺得是當權者利用此舉，希望在意識形態上攻陷身處香港的香港人。
首先，中共是一個極度重視意識形態的一個執政集團，我多次講過中共所有的動作離不開「鬥」，他們是一個用「鬥」來奪政的組織，不管是黨內升遷、還是管治手法、甚或外交政策，都離不開「鬥」的影子，而鬥的過程「意識形態」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工具。
極權者的手段：製造分化與對立
以過去的香港為例，當初市民對政府出現不滿，要求改變政治制度，市民以「黃」代表抗爭者的色彩﹐希望團結各爭取自由的市民，在暴政與警暴之下團結一致，向政權說不，「黃」成為了抗爭者的象徵。不久以後，政府就一邊以「顏色革命」譴責抗爭者，同一時間以「藍」成為反抗爭者的色彩，「藍」由支持警察成為親政府象徵。
亦可以留意一下，當權者亦有意以「對色」，作為與對抗者對立的象徵色彩，明顯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操作（當市民以「黃」成為抗爭者象徵色彩，政府則以其對色「藍」作為親政府象徵色彩；抗爭者以黑衣上街，親政府人士就身穿白衣，在街上無差別襲擊黑衣人士），讓大眾的潛意識出現一種壁壘分明對立﹐沒可能出現所謂「中間派」又或是出現希望遠離風波不問世事的一群。
社會被當權者如此故意地將思維推向如此壁壘分明的兩極下，每人唯有選擇靠邊站，選擇良知、普世價值的就成為「黃」，親政府、以個人利益為主的就成為「藍」，一個「非黃即藍」二元對立的社會正式誕生，而這一種環境絕對是極權（尤其中共）所樂見，甚至我深信是中共一直所計劃﹐故意將社會分成兩派，為的就是方便將異己一網打盡⋯
當 2020 年「港版國安法」正式在香港實施後，抗爭者被政府所壓制，活躍的抗爭者要不離開香港，要不身陷囹圄。在此時此時刻高調發佈通緝令，若然仍在香港內的香港人，以非政府立場對事件作出回應或評論，或許就會身陷危險之中，甚至一些雖然移居海外，但因個別理由，需要經常往返香港的海外港人，亦會擔心回港後會因表態而衍生風險。
無力感與恐懼將令港人沈默？
若然選擇沈默，社會只有一種聲音，下一代的思維就更容易被「教育」成一個愚忠於政府的機器，減省了日後的管治成本。同時，人民的沈默此時在當權者眼中就是一首「勝利者之歌」，人民對不公、荒謬、無稽之事沈默，是因為無力感以及心中被極權震懾與壓逼下的恐懼，當這一切的意識在心中萌芽，就會令自己對反抗產生抗拒﹐甚至甘於活在極權魔爪的恐慌之中﹐因為反抗就是恐懼本身。
通緝令最後能否成功執行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通緝令背後為香港人所帶來的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