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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國人大法工委公開信——廢除收教制度，抗議政治迫害》(上)
負責人先生/女士： 您好！
我叫劉水，40 歲，大學文化。離異，單身。曾是香港大公報大周刊、南方都市報、深圳晚報記者，作家，曾在香港和大陸出版個人專著。
本人於2004年5月2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以所謂「賣淫嫖娼」罪名裁決收容教育兩年，現被非法關押在深圳市收容教育所一中隊，迄今已有一年六個月。欣聞《治安管理處罰法》將於明年3月1日實施，在此，我強烈呼籲取消其子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國務院1993年頒布的《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和公安部2000年頒布的《收容教育所管理辦法》。
《治安管理處罰法》已對賣淫嫖娼的性質、情節、處罰辦法作出明確規定，收容教育制度在法理上已無存在的必要。收容教育制度事實上已淪喪為侵犯公民人權、構陷政治異見者的工具；不經法庭審判就肆意剝奪公民人身自由，這是中國最大的司法黑洞；它也在事實上墮落為公安機關貪贓枉法、庇護黑黃組織、敲詐金錢的常規暗器；它掩蓋扭曲中國大陸真實國情，顛覆人性，額外附加了社會、家庭和個人維權成本。因此，收教制度本身造成的危害，遠遠大於賣淫嫖娼帶來的負面影響。
任何法律都是社會實踐的產物，其基本宗旨在於維護社會公正和秩序、保護公民自由和權利，將法律意識形態化，只會褻瀆法制的權威精神。將收教制度常規化、擴大化，其最大的恐怖就是：公安機關既充當抓捕者，又擔當審判者角色。社會監督和司法制衡的缺席，使得警方輕證據、重態度，輕程序、重結果。把當事人認罪態度當作處罰的唯一標準，把辦案當兒戲。這樣造成的後果為：公安機關為配合全國、省、市、區常年不斷的、運動式的掃黃嚴打、完成上級下達的抓捕指標，大量採取誘供、刑訊逼供等令人髮指的非法手段獲取證詞， 同時，警黑勾結，徇私舞弊，大量炮製冤假錯案。
收教制度漏洞百出，執法尺度彈性空間極大，收教期限為半年——兩年，本所所有男學員期限過半就可獲得減期釋放。僅這兩點，就給警察作惡留下無限尋租空間。以深圳收教所為例：2004年1月——2005年9月共收押男女學員約2200人。調查表明，90%學員都被警察誘供，80%介紹、容留和組織賣淫的色情場所老板，既未被逮捕，也未被查封場所，繼續經營色情活動。收容教育的賣淫嫖娼者只是極少數人，絕大多數被罰款、拘留後釋放，儘管政府未公布數據，但肯定是一個驚人的數量。
舉一個案為例：深圳收教所湖北籍某男囚，2005年7月某晚，在深圳龍崗區街頭遇見一賣淫女，倆人談定嫖資60元，隨後女前男後去該女租住的房間。中途該男被便衣警察截住盤查：我在你身後聽到你們談了價格，只要你配合指證，我馬上會放掉你，我們主要是抓賣淫女的。該男相信警察的話。於是，該警察電話招來4、5 名警察支援，突入大院控制住該女。倆人被帶進該女租住房間。該女不承認賣淫，警察搧她幾個耳光。隨後，警察強制該女拿出三張面值 20 元人民幣、一只未啟封安全套，擺放在床上，警察拍照作為已經性交易的證據，然後將倆人強行按坐在一起拍照。警察自問自答寫完「口供」，用紙遮蓋住文字，要該男在下面空白處簽字、蓋指印，該男要求看筆錄內容，警察讓他簽字蓋指印後再看。該男照辦。警察馬上收起訊問筆錄說：「等會去區醫院免費給你們檢查身體，看有沒有性病、艾滋病，沒有的話，馬上就放你們，還看什麽筆錄啊？！」
經體檢沒有發現任何傳染病，他們以為會被當場釋放，萬萬沒想到被警察帶到龍崗區拘留所。望著拘留3天的拘留決定書，該男壯著膽子問：你們不是說過只要我配合你們就放掉我，怎麽還要拘留我？警察回答：才3天啊，很快就過去了，到時我們會來接你們出來的。3天拘留期滿，該男高高興興走出拘留所大門，卻有不相識的幾個警察拎著明晃晃的手銬問他：你是叫×××，曾用名叫×××？未等答話，警察打開手銬，高高拎著。該男傻了眼問：不是說好要放我們嗎？警察笑著回答：誰說的你找誰去，你放心，送你們去市裡再摘7天荔枝就會放你們。倆人被拷在一起拉上警車，徑直開到深圳市收容教育所。警察這才拿出《收容教育決定書》，讓他們簽名，分別被收容教育半年。該男惱怒地質問警察，警察卻恐嚇道：「你再問，就關你一年。」
深圳收教所絕大多數學員都是被警察如此層層設套誘騙進去。有些人在髮廊、街頭被賣淫女糾纏而應付、調情，根本沒談性交易價格，更沒肉體接觸，一旦被警察發現就會被拷打逼問做成假案。也有部分人被色劫，跑去派出所報案，同樣會被以「賣淫嫖娼」罪名收教半年。
如果收教人員申請行政複議，當事人根本沒機會提供被警察誘供、虐打的人證和傷證， 上級公安機關不會採信這類申訴。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