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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今天(29日)報導，在中國對香港祭出港版國安法的3年後，當局已擴大對香港活動人士的打壓，鎖定的範圍遠超出傳統的反對黨，而警方也強化監控要「馴化」活動人士。
高壓下馴化
已解散的香港職工會聯盟前主席黃迺元(Joe Wong)，先前曾向當局申請舉辦五一勞動節遊行，但在短暫失蹤後突然改變立場，取消向香港警方的申請。
黃迺元無法透露是什麼導致他改變心意。這是北京在2020年為平息異議、而對香港祭出的全面國安法中的保密條款，所帶來的結果。
在港區國安法頒佈3年後，活動人士表示，港警已加強監控—在提出申請前就先發制人、讓對方打消集會念頭，在被視為政治敏感的日子前家訪，並召喚組織者進行警告談話。
工會成員杜振豪(Denny To)說，現在不可能組織任何大規模的集會和遊行，「這無疑地是個馴化的過程」。
不只鎖定政治
對香港異議人士的打壓，似乎已遠遠超出社會民主連線(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社民連)等傳統反對政黨的範圍，擴大到包括婦女協會、甚至還有推廣粵語的組織「港語學」。
「港語學」主席陳樂行的住處上個月遭到搜查，香港警方要求將一篇描述香港反烏托邦未來的虛構文章下架。
社民連主席陳寶瑩(Chan Po-ying)表示，看來打擊的範圍已經擴大了。
根據7位接受法新社採訪的活動人士，對某些人來說，警察家訪已是常態。但因為國安法的保密條款，無法透露警方上門談話的細節。
看不見的影響
杜振豪說，這些影響是看不見的。
在回應法新社詢問有關國安部門部署的新策略時，香港警方表示，他們「根據法律…採取適當行動」。
相較於中國大陸，半自治的香港享有更大的自由，而這支撐了香港2019年的大規模、有時甚至是暴力的民主抗議運動。
自從北京鎮壓異議人士、並導致數以千計的人被捕後，香港街道已不見遊行者的蹤影。
甚至連國際婦女節遊行等活動也遭到取消。
婦女節遊行不OK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Hong Kong Women Workers' Association)今年原本計劃舉行自COVID-19(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疫情以來的首次婦女節遊行，並已獲得港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但後來撤回申請。
基於國安法的保密條款，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並未獲准說明取消遊行的理由。
警方告訴記者說，在他們看到網路上有評論暗指，這場遊行已被「劫持」後，已經無法保障遊行的安全。
陳寶瑩當時在電台節目中說，社民連的4位成員被警告，不要「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參加遊行。
一名活動人士告訴法新社，警方警告他和他的十幾個熟人，不要參與遊行。「有些人是接到電話，有些人是被拿著搜索令的警察家訪，暗示如果他們不合作的話，將面臨更強烈的行動」。
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John Lee)表示，沒有「能力的團體…不應組織這類公共活動」。
兩大高風險日
近年來，在兩個關鍵日期之前，活動人士也會受到警方的高度關注，分別是6月4日北京天安門屠殺週年、以及7月1日─也就是26年前英國將前殖民地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那天。
一位要求匿名的活動人士說，「我問他們為何來找我…他們說那些日子是『高風險日』」。
在遭到打壓之前，香港每年在這兩個日子都齊聚了大批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們—這是香港享有相對自由的跡象。
但年度的六四守夜活動已被迫停止，而今年的7月1日則不見抗議。這位活動人士說，「他們(警方)警告你什麼都不要做」。
接受法新社訪問的所有活動人士都說，他們被告知要單獨和警方會面。他們表示，這種查報聯繫已對他們的精神造成沉重打擊。
此外，他們也描述了被跟蹤的恐懼、以及擔心和朋友見面可能會在無意中連累他們。
為未來保留力量
其中一位活動人士說，他把門鈴拆了，因為鈴聲會驚嚇到他─這是警察家訪的後遺症─每次會面後他都會做惡夢。
另一位活動人士則說，「我無法活出完整的自我」。
儘管有著這些壓力，但陳寶瑩表示，在壓力下堅持住是至關重要的事。「你不能袖手旁觀」。
一位活動人士則說，她正專注於「為未來保留力量」。「我盡可能不去想某些事是否違法或敏感」。
她表示，「我們應該試著去證明這是我們的權利，而且是合法的—直到他們告訴我們，這是不合法的事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