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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篇文章繼續探討從事故率和肇事率，並從事實層面上探討社會對機車的偏見。首先，從事故率與肇事率的區別來看，台灣官方統計數據常常將重型機車騎士描繪為交通違規及事故的高風險群體。事實上，這些數據忽略了重型機車在規範中的限制，如快車道禁行，以及在計算「事故率」時將非肇事的受害者也納入統計，這些都導致了對重型機車騎士不利的結論。
其次，媒體報導往往集中在摩托車事故上，特別是那些涉及重型機車的案例，這種選擇性報導強化了社會對重型機車騎士的刻板印象。加上政府在政策宣傳上的言辭，如強調騎士的不良駕駛行為，而非系統性問題，進一步牢固了這種偏見。
再者，台灣的道路設計與交通法規長期以來未能充分考慮到重型機車的需求。從白牌禁行快車道，黃紅牌禁行國道到停車位的不足，這些都限制了重型機車騎士的權利，傳遞出一種官方層面上的不認同感。
此外，台灣長久以來的駕駛訓練與考照制度未能有效提升騎士的駕駛技能，尤其是對於重型機車騎士。這種制度上的不足，無形中抬高了重型機車的事故風險，進而影響了公眾對這個群體的看法。
而偏見的根源，部分來自於台灣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在威權時期，政府為了維持社會秩序，對摩托車騎士實施了嚴格的監管和控制，這段歷史的陰影至今仍對重型機車騎士的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這種偏見的後果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影響了重型機車騎士的日常駕駛體驗，使他們在使用道路時感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其次，偏見導致政策制定者在考慮相關政策時，可能忽略或低估了重型機車騎士的真實實需求。最後，偏見亦阻礙了公眾對重型機車文化的理解與接納，造成社會的分裂和對立。
要改變這種偏見並非易事，但必須從根本的交通政策和社會態度改革開始。首先，交通安全教育和駕駛訓練制度需要重新檢視，特別是針對重型機車騎士的專業訓練，應該更加嚴格和全面。
其次，政府應該基於公正和科學的數據分析來制定政策，避免以片面或過時的數據作為決策依據。例如，應當區分事故責任方與受害者，在統計時給出更清晰的肇事率與事故率，並且對不同類型的車輛進行公平的比較。
第三，政府需要與重型機車騎士社群進行對話，了解他們的需求和困境，共同尋找改善道路安全的方案。這樣的對話不僅能夠幫助緩解偏見，也是尊重騎士作為道路使用者的基本權利。
第四，新聞媒體在報導交通事故時，應該更加謹慎和平衡，避免對特定騎士群體進行污名化。透過全面且客觀的報導，公眾將能夠獲得更多面的信息，從而對重型機車騎士有著更加公正的認識。
摩托車，特別是大型重型機車，在台灣社會中佔有一席之地，它們的使用者應該得到公平和尊重的待遇。要消除對這個群體的根深蒂固的偏見，需要政府、媒體以及公眾的共同努力。透過教育、公正的政策制定、開放的對話和平衡的報導，我們可以朝著更加和諧的社會方向邁進，讓每一位道路使用者都能在安全和尊重的環境中共享公共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