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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位流落在台灣的香港倡議者，許多本土／離散在別國的香港朋友都在上星期開始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現場的群眾沒有像十年前一般衝進立法院議場？」甚至，「為什麼現場會出現如此多衝就是送頭、就是鬼！的論述？」筆者希望略略分享我的觀察，嘗試為這條問題增添一個可行的解釋。
在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在大規模街頭抗議之前，其實「公投護台灣聯盟」（公投盟）和「黑色島國青年」（黑島青）等團體早已發起過（相對）激進的抗議。他們在317晚突然衝進議場之前，已先試過以數十人衝進政府的辦公大樓、行政院等，並因訊速被保安、警察抬走而結束行動。而在3月17日當天，本來是由一些溫和的公民團體在立法院旁舉辦集會，抗議服貿簽訂，然而當日國民黨的立法委員還是強行通過了服貿協議。公民團體本以為無功而返，然而激進的團體、學生卻突然衝進立法院議場，才開啟了後續的一連串抗爭。
太陽花學運，本質上是由一連串激進的社會運動者所引爆的抗爭行動，先由這些人使用違法的占領行動，方才產生後續一系列和平的上街示威。這個激進的占領行動起初，是接近「無大台」式的，在其後才自行組織出各種「部門」如媒體、現場秩序等，公民團體是「後續跟進」並一直甚少擔任領袖、決策角色的，許多均在學生領袖背後協助出謀劃策而已。
而本次的「青鳥行動」卻恰恰相反，在5月17日當晚，有十數位公民運動者到立法院側門舉牌抗議，其後聚集越來越多抗議者，高峰時接近千位。翻查臉書等紀錄，隨後是由「台灣經濟民主連合」（經民連）首先在18日開始呼籲群眾在21日在青島東路集會抗議，隨後21日、24日、28日的集會均由經民連及其他公民團體主辦，同時經民連依然扮演著主導集會論述的角色。與318當晚不同，517當晚的抗議者沒有主導論述，也無激進行動，青鳥行動的「主角」是主辦的四十個公民團體本身，而非激進的抗議者。青鳥行動並非由激進行動所引發的道德感召而動員的社會抗爭，而是公民團體透過理性論述、宣傳所動員產生的社會運動。
台灣上一次「激進」的「大規模」的社會抗爭，已是十年前的太陽花，這十年間習慣和平上街的台灣人，也似乎對激進的策略無感，筆者在網路上、現場也甚少聽到有關占領與否的辯論，現場參與的群眾也似乎沒有占領議場的準備。立法院日前已三讀「國會改革法案」，表面上看起來這四日的上街似乎是以徒勞和以「失敗」告終，但正如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預示了2019年的反送中，經歷這十年和平抗爭的台灣人也多少需要演練社會運動這一「公民的技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