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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nCoV），已擴散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以及西藏，估計各有60多例，還傳出部分新疆的酒店，更淪為收容冠狀病毒肺炎患者的隔離場所。《自由亞洲電台》（RFA）2月6日曾報導，約有1.3萬名武漢民眾在1月23日封城之前便避難到新疆自治區，被懷疑是感染快速增加的原因，確切的感染途徑現成了中國官方不能公開的「國家機密」，卻已讓少數民族則升高對漢民族的怒火，加上中國官方隱匿疫情與壓制國內言論，正讓習近平領導的控制國家出現危機。
為了查證武漢封城前市民疏散訊息，RFA記者走訪新疆一些旅館，並從多位中共官員口中獲悉，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Kizilsu Kirghiz）阿圖什市（Atush）的八神酒店（Yashin Hotel），有99名來自武漢的民眾因新型冠狀病毒受到隔離。其餘酒店也被懷疑有類似情況，但人數無法求證。
目前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方網站的疫情統計數據，並不包括西藏自治區；西藏國際運動組織（savetibet.org）2月13日報導引述國際衛生組織WHO資料顯示，西藏地區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數據為62例，其中位於四川的甘孜自治州（Kardze prefecture），道孚縣（Tawu）感染人數共32人，而且那些藏人，在疫情爆發期間，並未出外旅行，而是外來武漢遊客外來者所引發。由於疫情點燃的恐慌情緒，昌都市轄屬的貢覺縣（Gongjue）1名網友，因發上網發表「中國內地漢人正在秘密抵達藏區」等言論，因而遭到羈押逮捕，罪名是散佈謠言；RFA報導指出，藏區因為相同理由而被捕人數，起碼有7人。
甘孜藏族自治州（圖：作者提供）
遊客帶來疫情致甘孜升高反漢情緒
《外交官》（The Diplomat）報導指出，為防範武漢肺炎疫情，四川甘孜自治州，當地旅館業者紛紛採取「拒收外來者」（包括中國人在內的觀光客進入）的關門政策，確診病例的激增也讓甘孜藏地民眾對於漢族群的帶來的疫情，萌生強大敵意，因為武漢肺炎的爆發擴散，導致仰賴公共交通的人們被迫待在家中，街道上幾乎看不到人影，像個受拋棄的死城。
位於邊陲地區的甘孜，過去與中國少有聯絡，直到1949年才被中國納入統治，在中共的統治下，甘孜曾在1956、 2008年二度發生暴動，期間也曾零星發生數起不滿中國統治的抗議自焚事件。打從2008年以降，中國政府嚴加管制藏人的語言、教育、宗教與旅遊權，甘孜當地遭到軍事化以及監視的嚴加管控，甚至大多數在甘孜出生的民眾，幾乎已經拿不到中國護照，甚至想在中國境內旅遊，都受到重重限制。
習近平完美極權統治遭遇挑戰
然而，2019武漢肺炎傳染病在中國大爆發，恐怕讓習近平政權受到挑戰。《日本時報》（japantimes）2月間刊登一篇挪威社會學與政治學教授史坦·林根（Stein Ringen）評論文章，標題為「習近平所領導的控制國家，如何在冠狀病毒疾病失控」（How Xi's 'controlocracy' lost control of the coronavirus），直指習近平所領導的「完美獨裁」控制國家，才導致武漢肺炎疫情，襲捲全球26個國家。
該文分析指出，過去8年來，中共的中央集權，推升助長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個人權威、權力；另一方面卻犧牲其它部會、地方與省級政府的自主權力。中國的第1起新冠狀病毒疫情，早在2019年12月1日就出現於湖北省武漢市，卻拖到2020年1月20日才公開承認該病毒具備人傳人危險性。期間長達7週時間，武漢警方懲處8位試圖透過社群媒體，揭露疫情的醫療人員，這些醫療工作者，遭指控「散播謠言」，以及破壞「社會秩序」等不同罪名。
此一現象顯示，習近平治下的官僚，平常維諾順從，隱瞞關鍵資訊，輕忽淡化疫情，服從上級權威，少有人膽敢講真話的自保心態，導致控制疫情的黃金機會，白白糟蹋、流失掉。甚至到了中國正式宣佈武漢封城隔離之際，有1100萬人口的武漢市，已經約有500萬人早就先一步已經離開武漢疫，導致新冠狀病毒傳染病在中國全境蔓延開來，甚至殃及許多國家。
當武漢病毒傳染病的致命情況日愈明朗之際，許多中國民眾紛紛透過網路管道，宣洩憤怒、焦慮與絕望。然而民眾、記者的言論表達權，同樣很快就遭到嚴格限縮與壓制。甚至習近平在第二次疫情會議上更公開表態，要求共黨黨媒傳播機器，受命必須主導公眾輿論，強化資訊控制，換言之就是全面監控網路言論，試圖遏制所有網路上，關於疫情的所有非官方訊息。但這次卻遭遇到中國網友更強大反彈，甚至突破封鎖透過社群媒體，來追悼吹哨者李文亮醫師這位英雄人物，並要求中國政府，應該為武漢傳染病的爆發，公開道歉，並訴求言論自由。
李文亮事件延燒，有關部門隨即展開壓制，可見中國政府沒有從疫情真正吸取教訓。（圖：Adli Wahid／Unsplash）
疫情失控蔓延仍照樣極力壓制言論
此外，2月11日《紐約時報》，發表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評論文章「防治病毒，中國需要憲政民主」，內容也批評中國若不踐行憲政民主的治理模式，非正常死亡等各種人為悲劇還會不斷再度發生。如果人民不能透過選票，讓政府對自己負責，人民手中殘存那點自由，一夜之間可能通通會被收回去。
跟《日本時報》的觀點頗為接近，這篇張千帆教授的評文指出，這次中國的武漢肺炎病毒洶湧襲來、瀕於失控，其根源和17年前的SARS危機如出一轍。社會在沒有知情權的情況下，錯過了對病毒流行的最佳防控時期。緊接著病例數激增，市政府又進退失據，倉促「封城」，性質類似的事件當然遠不止武漢一地，而是近幾十年各級各地的常態。事實上，李文亮事件只是在網路上火了不到2天，有關部門對媒體報導與網路社交平台，新一輪壓制已經出現，可見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都沒有從這次疫情真正吸取教訓。
疫情讓漢民族與疆、藏族群關係更緊張
日本時報專文強調，武漢疫情，讓習近平所領導的高科技監控國家機器，首度遭遇百千萬中國網路民眾的激烈抵抗，讓習的「控制國家」面臨試煉；當然也很可能讓習政權，在未來打算採取更嚴厲打擊手段，加快腳步強化政權內部的維穩。專文也發出警語，僅管中國擁有先進的數位網路科技，非凡的經濟力、軍力，但是在厚顏領導人習近平主政之下，與中國交往的全球社會，勢必將為中國高科技暴政，持續付出代價。
特別是藏區的藏人與新疆地區的維吾爾人，對此一代價知之甚詳，在中國獨尊漢語壓制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的政策底下，導致少數族群的語言能力喪失；中國的開發政策如蓋水力電廠，導致西藏高原的水源枯竭；中共在藏區採礦也帶來生態環境嚴重破壞。新疆地區則因信仰在中國被視為少眾的穆斯林，被扣上宗教極端罪名，數百萬人遭送進再教育集中營。如今，這些少數族群，又要因為中國武漢疫情的大爆發，承擔感染被隔離之苦，以及生活層面的種種不便，甚至連生命都飽受威脅，導致仇漢意識高漲，族群關係緊張。
作者》許銘洲 專欄作家、資深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