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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出勞教所的大門，一名管教將我送到警戒線外，將手中的《解教通知書》遞給我，我抬頭，看到了不遠處的他和父母，他也看到了我，燦爛笑容呈現，他伸出手來，我也伸出了手。
他的握手有一種「周恩來」式的風格。他會緊緊握著你的手用力壓到腹部以下來回擺動著，握完手，你會感覺到手掌有一點酸痛。
我笑著說：「手腕還是這麼有力，就好像當年你提審押解我的時候。」
他也笑了，當胸給了我一拳，友誼的一拳：「臭小子，我當初押解過你，也給你買過紅燒肉吃吧。」
六四的學生都是好樣的
往事如煙，無法相忘於江湖，在關押我的看守所，他是看守警察，我是在押人犯，從不認識，無親無故，僅僅一句他對我說的「六四的學生都是好樣的」，使我們相識並彼此敞開心扉成為朋友。
那一刻，我們同時大笑起來。
時光穿越回1994年6月13日晚，一輛警車將我送入益陽市看守所關押，罪名是「書寫反動標語」，那天是農曆的端午節，我沒有吃上粽子，卻被同監房的幾個牢頭獄霸給打成了「粽子」。
《水滸傳》中，宋朝的犯人到了流放之地都會被打一通「殺威棒」，一千年後的共產中國，人犯入獄後也必須挨一通「殺威棒」，祇是執行者由「衙役」變成了牢頭獄霸。
第二天的晚上，鐵門處傳來呼叫我名字的聲音，我走過去，平常傳遞飯菜的小窗口打開了，遞給我一包藥，專治跌打損傷的。他穿著警服站在門外，二十歲左右，圓臉，小平頭，眼睛不太大卻很清澈。他用手中的電警棍輕輕敲著小窗口，用一種很「江湖」的口氣對著全監房的人說：「這是我朋友交待要關照的人，如果你們再動他，我會讓你們在這裡的每一天都很難過。」
在這裡一定要吃好一點 才不會生病
他走後，監房的「老大」立刻將我的睡鋪由馬桶邊的水泥地面轉移到了木板大通鋪上面。看守所的監房按照官方的修建標準，一般關押十二至十六人，卻經常被塞進三十人以上，很多人祇能睡在水泥地面上。按照監房的「潛規則」，睡上大通鋪就是躋身監房的「權貴階級」，變成可以隨時教訓睡水泥地面的新犯們的「前輩」了。
我被關進看守所的第一個月，因為所謂「案情重大」而被辦案的政保公安弄了一個禁止接見。父母親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在外面求爺爺、告奶奶，禮送了不少，成效卻不大。
他知道我被禁見後，以我父母的名義給我的在押人員帳戶上存了三百元人民幣，並告訴我這些錢可以每隔一天申請購買一份十元人民幣的肉菜加餐。
「在這裡，一定要吃好一點，才不會生病。」他說。
在當時，我在學校一個月的伙食費才六十元人民幣。如今，我卻在看守所過上了一份肉菜十元的「奢侈」生活。
但是很快我就發現，在看守所每隔一天加餐一份肉菜補充營養，使自己不生病，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情。因為這裡的「普通疾病不算病」（獄醫語），你必須憑自身的免疫力挺過去。
號稱文明的公安鍾情「刑訊逼供」
我第一次提審。出監房鐵門，帶上手銬，再出二道鐵門，他正在等著，簡單的二字：「提審」。
在押解我去審訊室的路上，有三分鐘的路程，他看了一下我的手銬，沒有說話，從口袋裡掏出鑰匙，將我的手銬打開了。
來提審我的基本上就是市公安局政保大隊的二個人。一個四十多歲，負責問，一個三十多歲，負責寫筆錄。他會全程坐在門口的位置，做警戒工作。
喜歡標榜「文明執法」的中國公安，卻對於老祖宗傳下來的「刑訊逼供」情有獨鍾。在我被提審的時候，經常可以聽到隔壁審訊室裡傳出的鬼哭狼嚎之聲。有時候審訊的公安下手太重，造成在押人犯受傷，醫療的責任就落在看守所頭上。雖然看守所和提審者同為「公安一家親」，卻分屬不同的部門，看守所不願意「背鍋」，就想出了一個以警戒的名義全程陪同審訊的方法，意在提醒那些審訊者，在審訊中對人犯打幾個耳光，踢幾腳屁股可以，千萬不要打出內傷甚至鬧出人命，讓看守所既擔責任又必須醫治「破財」。
他本來不負責這個工作，卻主動承擔起我的押送警戒任務。因為有他的全程陪審，使我在審訊之中沒有受太多的折磨。
審訊完畢，還是他戒護我回去，將至移交的大鐵門處，他重新給我戴上手銬，又從口袋裡掏出二包香菸交給我：「回去後給你們監房的老大，日子會好過一點。」
又髒又臭 活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在看守所，香菸是個好東西。正是靠著他提審時每次塞給我的二包香菸，使我在監房裡沒有挨過同監的「前輩」的耳光，我自己預訂的加餐「紅燒肉」他們也沒有「共產」分享。
1994年八月份的某一天，他又來了。這次不是提審，而是送我去益陽市勞教所執行勞動教養。他看著提著一床臟兮兮毛毯的我，皺著眉頭說：扔掉，等一下我給你去買全新的。
在中國坐監，一切生活日常用品不是政府發給你，你必須等待家人探監時送或存錢由管教公安代買。否則，你會沒有被子蓋，沒有毛巾洗臉，沒有牙刷牙膏刷牙，沒有衛生紙上廁所，一句話，你會又髒又臭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在益陽市勞教所辦理入教手續的時候，我提著他在半路上停車給我買的全新被子和其他的日用品，他把我送到警戒線處，我回首向他道別，發現他的眼睛濕潤了。
我說：謝謝你這幾個月來對我的照顧。
他說：一定要堅強。
在勞教所服刑期間，他來探視過我，繼續給予我很多的幫助，囿於他現在還在中國的現實，我祇能將某些故事深藏於心底。
偷偷將槍口提高10公分 讓我們在黑暗中活下來
我自問不是什麼愛與包容，將「寬恕」掛在嘴邊的人。在中國的看守所和勞教所，我耳聞目睹了太多太多人性中最凶殘和醜陋的事情。什麼東西都有好壞之分，中國的警察是壞人太多，好人太少。所以，我更加珍惜當年一些警察有意無意對我表達出來的善意。當他們迫於命令必須對我們「開槍」之時，他們偷偷將槍口提高了10cm，給了我們在黑暗中活下去的機會，我永遠感謝他們。
來到台灣後，有人問我：中國公安與惡的距離有多遠？我回答說，我更關心中國公安善和惡的距離有多遠。我認為，中國公安善與惡的距離，是將人民視為「納稅人」和視為牲口的距離，是「人性」多一點和「黨性」多一點的距離，更是面對政權的反抗者將槍口抬高和直瞄開槍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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