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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清明連假，臺灣的街道變得冷清，頂著嚴重的疫情，街坊們還是要堅持「祭祖」。我在臺灣度過了好幾個傳統節日，中秋節、春節、元宵節、清明節，儘管臺灣人都自歎節日氛圍越來越淡，但我卻以為很久沒有遇見這麼有儀式感的傳統節日。大陸經過文化大革命，一場轟轟烈烈的「破四舊」，除掉了大部分的節日感，把人變成冰冷的工具。我突然想到以前採訪過一位老奶奶，想要把他們家在「文革」期間經歷過的種種都講出來。
1969年1月11日，黃先生身戴毛澤東頭像胸章準備上班，有三男一女看胸章精緻就要搶奪黃先生身上佩戴的「毛像」，黃先生就與對方起了小的爭執，其中一人家裡有人做書記，用家裡的勢力輕而易舉地將黃先生打為「壞分子」，黃先生瞬間從一個普通工人變得跟過街老鼠一般人人都可以隨意欺負、打罵。
當時四下都是對毛的奉承之聲，人人口稱「毛主席萬歲」，張口閉口就是語錄。社會環境十分緊張，大小單位上都出現了「小監獄」來關押本單位的犯罪人士，黃先生被打為「壞分子」之後就被帶到單位上「小監獄」，不能在家再與妻子同住，被單位濫用私刑鞭打、虐待。
在當時黃先生夫婦倆的大女兒在腹中五個月。黃先生被帶走後，只有極少的時候可以回家看望，黃太太生產期間，無人照顧，黃先生只被允許回家幾天，緊接著又被抓進「小監獄」。大部分時候，黃太太一人在家照顧孩子，料理家務。黃先生成為「壞分子」被停掉工資，黃太太就要每天背著兩個女兒走很遠的路去上幼稚園，之後再返回單位上班，用微薄的工資養孩子。
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1973年。那一年黃太太懷上第三個孩子，因為生活艱難，黃太太本來打算放棄這個孩子。一是因為丈夫尚在囹圄之中難以照料，二是因為家中條件窘迫。就在這個時候，黃先生承受不住幾年非人的折磨，精神受到極大的刺激，出現精神疾病。每天口裡喊道：「天知道，地知道，只有我知道，以前他們管我，現在我管他們！」即使已經神志不清，單位依舊不肯放黃先生回家及時接受治療。鄰居家來勸黃太太：「你把這個孩子生下來，如果是女兒就給我，是個兒子正好給你丈夫留個後人。」黃太太看到丈夫的情形，又想起鄰居的好意相勸，才決定生下腹中的孩子。
懷有身孕的黃太太憑著自己出色的工作表現，本應該在單位獲得一個「五好」稱號。但單位有人提出黃太太違背「計劃生育」，沒有指標就生孩子，且她的丈夫是「壞分子」，要求單位撤銷這個稱號。幸好單位領導的深知黃太太一人擔當全家的辛苦，堅持把她應得的「五好」評給她。
因為家中父親是「壞分子」，孩子自幼就被同學欺負，當時還流傳順口溜「壞分子、壞分子，打死不如個小雞仔」，赫然是把人看的如同動物一般。第三個孩子出生後，黃先生被獲准回家照顧妻子一個月，當時天寒地凍，家中沒有水，只能到戶外打水再提進家中。黃先生凍壞了，因病沒有及時回到單位上，單位不管任何原因、人情，立即派人到家中抓走黃先生，當著妻子孩子的面連夜衝進家門，三個小孩哭鬧聲久久不絕，黃太太也只能強忍著自己的心酸安撫三個孩子。
據黃先生的三子回憶，上幼稚園之前，爸爸不在家，媽媽不得不外出工作一天，自己與姐姐就被關在家中，一天沒有東西吃。有一次餓得不行了，姐姐從泡菜罈裡拿了兩塊泡菜，姐弟兩人吃了卻不能緩解饑餓。在那個糧食匱乏的年代，黃太太盡力給孩子們烙點「玉米粑粑」，是用次等的玉米碴子，和一點點麵粉，在鍋裡烙成的餅，「熱的時候吃硬得很，等它冷了更是咬不動」，這是小黃先生的原話。
一直到1979年，黃先生才得以平反。當時搶奪他身上小像的其中一人為他作證，另外一人聽說後來家裡升官搬到外地，不久後因為良心不安就自殺了。平反的黃先生家裡分到了新房子，黃先生的精神病也有機會醫治，可是已經錯過最佳治療時期，病情反覆，有時候大冬天穿得很少跑到外面，大慶的冬天天寒地凍，讓家人擔心不已。
黃先生一生苦難多多，走得很早。他的小兒子努力考上大學、碩士，後來成為一個大學老師，把受盡艱辛的母親帶在身邊好生照顧。黃太太是一個人很好的奶奶，她在1988年受洗成為基督徒，前幾年因病去世，音容猶在。
我出生的時候「文革」已經結束很久了，從小到大大約從父輩那裡聽來很多，有人還在罵，有的人只是輕描淡寫就帶過了，總要有人把這些流血流淚的回憶記錄下來，遺忘歷史的人，最終會被歷史的車輪碾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