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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近年來，中國行動藝術家武老白習慣把荒誕變成藝術行動，透過攝影與各種介入，對抗時代的荒誕。他察覺文革時代「政治和意識形態如此詳細具體地入侵生活，對比現在的管控和審查」彷彿歷史重演，而他認為，「不做些事，我們就會被荒誕吞噬」。
普通人被注視著死，被篡改了生，被遺忘了存在
興慶宮經歷讓武老白對個人際遇與時代關系產生思考。他後來的藝術行動大多圍繞個人與時代，死亡與國家。
2016年，他跟著項目從四川來到廣州。作為城市的異鄉人，他敏銳地發現，很多外來流動人員在國家機器注視下，死亡和消失，無人問津。
證據來自廣州無人認領屍體網站，每年無人認領遺體至少有1000具。逝者太多是外來務工人員、流浪漢、精神病患、棄嬰，他們生前無所依靠，死後無人問津，很快銷聲匿跡。
「這些無人認領的屍體，生前有過怎樣的人生？為何如此死去？誰需要負責？」
武老白無法視而不見，發起了「死亡身份證」藝術行動，聯動藝術家、社工、律師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調查這些人的生前死後，還想促成一場無名逝者的追悼會。
因長著一張娃娃臉，老白看著白凈稚嫩，說話也柔軟，時常讓人忽視他的行動力和殺傷力。他像個調查記者，走進殯儀館、社區、派出所，過程中被驅趕、謾罵，但並未放棄。花了半年時間，他追蹤了三名逝者。一個是16歲的女工，死在一家便捷酒店裡。一個是外來打工仔，在警察執法時致死。另一個男子深夜從28樓的天台跳下去。
武老白發現，這些外來人員的死亡其實被無處不在的監控視頻注視著，然而沒有人發現疑點，阻止死亡。他們的生也被目擊者議論過，每個人都有一個猜想的版本，但沒有人真的知道他們叫什麼、長什麼樣、有過怎樣的生活。他們的存在很快被遺忘，沒有人來認領屍首的話，60天後就會被火化。
影像監控下，女工死亡前路徑很清晰。（圖：武老白提供）
「對城市和權力來說，這些人死了就死了，不重要。可是，我們隨時隨地就可能是這些人，下一個死者。」
武老白的目的是，借屍還魂，找尋因權力而遮蔽掉的蛛絲馬跡，重塑不同個體的死亡，最終組成一個關於珠三角外來人死亡檔案，探討流動群體的生存狀況。
老白找到朋友還原女工的死亡路徑。巨大的視頻監控系統下，從工廠到賓館有12個攝像頭，每個攝像頭下，女工的路徑十分清晰，每一個都見證著她的死亡。「但沒有人會調查無名小卒，監控系統只保護政權的安全，普通人被注視著死，被篡改了生，被遺忘了存在。」
老白想起，他六月初離開廣州，剛打上滴滴去機場，就接到警察的詢問，「你去哪裡」？
天網般監控系統其實隨時運轉著，只是不太在乎尋常百姓生死。
每一秒都告訴你，在權力面前，人是如何恐慌的
死於網吧的少年被武老白找到了真實身份：胡少俊。他的家人在網上發布警察執法使少年致死，申冤無路，投訴無門的維權消息。
那是2017年1月，當時雷洋案鬧得紛紛揚揚，人們熱議著程式公正、司法與警權等，但外來打工仔胡少俊之死無人問津。
老白聯繫了胡少俊的父親，瞭解了他的申訴經歷：年輕的兒子無緣無故沒了，他們想問責，但至今沒見過涉事警察。警方說可以幫助申請「國家賠償」，又以「不符合申請資格」拖延時間。家屬請的律師又介入不了。
老白感到憤慨，他聯繫了幾個人權律師，各自任「法官」、「原告律師」以及「被告律師」，也把胡少俊家人請到現場，為胡少俊策劃一個模擬的「審判」行動。
模擬法庭現場，胡少俊的父親（右一）全程側著頭，始終沒有看在場人一眼。（圖：武老白提供）
「原告律師我再提醒你，遵守法庭秩序。」
「原告，你不要再說了。」
「再說，我就叫法警了。」
「原告，我現在終止你的發言。」
原告律師就這樣在法官的斥責聲和法槌頻繁的敲擊聲中講完辯護詞。審判是模擬的，但被司法壓制的人權律師與被權力壓迫的家屬，卻是現實中維權案件困境的真實寫照。人權律師把真實的法庭經歷如實呈現了出來。
胡少俊的父親全程側著頭，始終沒有看在場人一眼，他仿佛被權力下了毒藥，垂頭喪氣，啞口無言。這個審判，他以為是真實的審判。
「現場每一秒都在告訴你，在權力面前，我們是如何被壓制的，人們又是如何恐慌與恐懼的」。有行動者說，這樣的審判對家屬很殘忍，家屬原以為可以在法庭上伸張正義。
但武老白認為，這種真實和殘忍才能體現胡少俊的死亡，「現實中，『多重罪行』可能才是這個時代真實的見證」。而且，直面絕望，才有希望。
藝術家、策展人aigo為「死亡身份證」策了展，她驚訝於作品中赤裸裸的暴力與權力，「很多藝術家被閹割了鏈接社會的能力，武老白看著柔軟，但他的藝術行動很有力量，敢回應社會現實問題，直視個體與權力，需要勇氣和擔當」。
個體的勇氣在權力前往往不堪一擊。老白本想繼續追責，胡少俊的弟弟發來信息，「我爸爸已經折騰不動了，瞬間老了十歲，我們也跟官鬥不了，只能認命」。
「我們在治療被壓迫的人，而不是實施壓迫的人。」武老白還不想認命，他把自己看成一個荒誕時代的攪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