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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藝術家劉偉偉失聯了，約好的採訪時間裡遲遲沒出現。
次日得知，他又進了一趟派出所，被審了22小時。
「理直氣壯活蹦亂跳。」聽到他弟弟劉超如此轉述，我心生佩服，轉頭又想，這個樂於在各種社會事件衝突現場橫衝直撞，穿著藝術的防彈衣到處撒野的藝術家，誰碰到，誰倒霉。
果然，幾日後受訪，劉偉偉生猛依舊。他說，和員警談藝術就聊了12個小時，「對方聲音都啞了」。他簽名的筆錄裡，只有對員警暴力執法的投訴和要見律師的內容。
上一次被失聯是2018年6月。劉偉偉做律師維權項目，在深圳被強行羈押18個小時。釋放後他編寫和排演了一齣論壇劇場《18個小時》，還讓律師起草了行政起訴狀，準備狀告派出所。
這次呢，他想讓員警寫一份道歉，在派出所大喊，「不道歉，我就要把這裡鬧得雞犬不寧」。
這很符合劉偉偉的作風。與他交過手的人都知道，劉偉偉桀驁不馴，論述能力強，行動力更強，是那種「你混蛋，他比你更混蛋」的人。公權力給他造成的困境，劉偉偉都如數歸還。
重慶「唱紅打黑」時，他把因言獲罪的勞教人員的困境做成訪談和展覽，質疑中國違法存在的勞教制度；被員警跟蹤、調查，他就把員警送到展覽現場被展覽和觀看，消解警權；出租車司機陷入維權困境，他把300多名司機帶進美術館看紀錄片、談訴求，造成社會事件；重慶千秋村土地使用不公，劉偉偉又潛入村子，攪動兩百多村民遊行、選舉，還和政府談判，刺激公民政治參與；人權律師紛紛被逮捕，其家人被嚴密監控，劉偉偉帶人逃走，又請來21位公民在監控下發表公開聲明，挑戰言論自由和政治參與權……。
就這樣折騰，近十年來，劉偉偉堅持把肉身投入社會衝突地帶，展開行動，質問制度權力對個人權益的壓迫，攪動政治參與和實踐，用他的話說，「我他媽的要試試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活著的樂子」。
困難和風險，在中國政權維穩為首的治理邏輯下不言而喻。大型的治安秩序裡，不想被困住，就需要死命折騰，但這在劉偉偉看來，都「真他媽的有意思」。
把肉身投入社會衝突的旋渦裡
「他媽的」、「行動」、「社會現場」、「藝術」是劉偉偉的高頻詞。不管熟不熟悉劉偉偉的人，都能在短暫的交流中快速辨識他的個性：說話勇猛，做事無畏，行動大膽，活得自由，又充滿挑釁性。
2007年入讀四川美術學院，他很快就反感了。學院的美學教育太滯後、太無聊，裝腔作勢的畫廊氛圍更是讓人討厭。 2010年毅然退學，他開始在社會現場橫衝直撞四處撒野。
劉偉偉對藝術的立場很鮮明，認為藝術要有批判性，直言「當代藝術是種社會行動」。他又反感對藝術家的拔高，嘲笑自己是「拉皮條的」，同時鄙視當下大多數藝術家「為了政治安全，切斷了跟中國現實政治和社會現場的聯繫」，甚至毫無顧忌地稱他們為「蛆」，被資本操控和圈養著。
不想做蛆，就得把自己扔進社會現場。劉偉偉如今回憶，他的退學決定和藝術行動可能與博伊斯有關。
博伊斯是歐美最有影響力同時又最難被理解的當代藝術家，他強調藝術對政治、社會、文化的介入，鼓勵個體身體力行參與到公共事務中。他做過很多至今讓人津津樂道的作品，如向一隻死去的兔子解釋什麼是繪畫，如把自己與一隻狼關在一起，又如在一個空白空間裡做了一個叫「直接民主局一天的事項記錄」。
逃出校園的劉偉偉，開始了點子式的藝術行為。在車水馬龍的路上，用一袋麵粉做了個斑馬線；他去IKEA拉響報器，被保安追著跑；他鋸下廣場上革命人物雕像的一小堆粉末，並用粉末畫了薄熙來的像送到警察局，要求把畫像上交給薄熙來，被員警趕出警察局。這些荷爾蒙式的行動很快讓劉偉偉感到無趣，他意識到，自己並未進入真正的社會現場。
劉偉偉說的社會現場具體是公共領域的事件和衝突地帶，說白了，是制度壓迫和個體權利的較勁現場。 「這才是應該去折騰，去攪動，去較勁的最緊迫現場。」
沒多久，他去了重慶，直接進了大型權力壓迫衝突地帶。 2011年到2012年的重慶，在薄熙來主政下，「唱紅打黑」政治氛圍十分濃厚。不少人因言獲罪，有人只因在網上跟帖一句就被抓去勞教一年。更甚者，一句批評被判三年五年。
「勞教人員出來後都不服，憑什麼呀，一句話就毀了幾年人生啊。」劉偉偉陰差陽錯認識了他們，看著他們找律師、上訪維權，質疑違法卻長期存在的勞教制度。他和勞教人員混在一起，給他們做訪談、拍紀錄片、重走勞教之路，還做了展覽。
在政治旋渦中心明目張膽地和勞教人員搞事情，劉偉偉很快被當地員警盯上，反複審問：想做什麼，做什麼藝術，什麼是藝術行為，有什麼目的。員警還把電話打到劉偉偉大學老師家中，得到一句「劉偉偉是神經病」才作罷。
在他活潑和快速的講述中，可以感受到劉偉偉對肉身進入衝突旋渦裡的興奮和享受，「鮮活、豐富、充滿挑戰性」。更重要的是，他接觸到了真實的個體，進入了具體的困境現場，觸摸到了政治毛細血管的末端。 「越是具體的事，越能激發真實性和行動性，然後瓦解權力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