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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米之鄉也遇饑荒
臺北有一條街道叫「懷寧街」，它指向大陸的安徽懷寧縣，這就是我出生地所在縣，位於長江北的安慶市，以丘陵為主，河湖山巒、稻田池塘與一處處村莊相映成景，如果沒有戰亂與中共建政之後的各種運動折騰，是一個富有詩情畫意的漁米之鄉。
在我出生之前的四五年時間裡（1958-1962），村莊裡幾乎沒有出生一個孩子，原因就是人所熟知的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帶來的人為災荒。直到1962年下半年開始，村莊才開始出現嬰兒的啼哭聲，人們開始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
所以當我記事後，村民們在一起「憶苦思甜」，開口多會說一句，想起五八年，那才叫一個苦，沒有飯吃，吃樹皮樹葉。當年的村莊人口七十左右，有稻田百畝，可以種植早糧的坡地五六十畝，在四九年之前，只種一季水稻，而且女性不用下田勞作，基本保證衣食無憂，而到了大躍進、人民公社之後的1958年，天氣雨水、勞動收穫一切正常，居然發生了嚴重的大饑荒，這在中華農業文明史上，應該是絕無僅有的荒誕事件。
父親違規為饑民分糧
稍懂事的時候父親告訴我說，當時各個公社都比拼糧食收成，虛報糧食產量，公社幹部就比拼著上交公糧，剩下的糧食也集中在公社各個倉貯點，幾乎不讓村民們家中有餘糧。然後大家就吃集體食堂，把村莊貯存的集體糧食吃光了，貯存點的糧食又不發放，青黃不接的時候，許多村莊就開始餓死人。
人民公社社員在公社食堂裡免費吃飯。糧食儲備被吃光後公社食堂也隨之解散。(wikipedia)
父親因為念過學堂，在當時鄉村算有點文化的年輕人，有一段時間被政府抽調到大型水庫工地做行政打雜，他說：有一次你媽媽去看我，我讓她吃得飽飽的，還帶許多的食物給奶奶，當時家裡只有三口人，生活都非常艱難，可見其它子女人口多的家庭，是怎樣的困窘。
當時，父親還被安排到一個糧食貯存點負責糧食安全，他看到村莊的人開始餓的走不動路了，就把倉貯糧給分發了，然後自己就逃跑了，幸運的是，當時餓死人的情況已非常嚴重，上級機構已開始重視，幾個月後開始派發救濟糧食，所以父親沒有被追究責任，但失去了隨水庫工作組進入縣城工作的機會。父親說，不去縣城工作也是好事，有幾位當時的同事進縣城，還升了官職，但結局多不好，不是在文革中挨打受整，就是貪污被查處。還是自已在家伺奉老母親、生兒育女平安是福。
直到九零年代初，父親建新房，一位開貨車的司機送來幾車建房用的石料，父親很好奇，因為他並沒有讓這位司機運石料。司機說，我是來感謝您老人家的，當年你要是不把公社的糧給分了，我肯定餓死了。送兩車石頭表個心意。
父親說起當年的事情，輕描淡寫，在他看來他所做的是人之常情，因為那些糧食本來就是大家的，憑什麼餓死人了不把農民自己的糧食分發給社員呢？
我們村莊度過了災難
我們村莊只有一位因饑餓而非正常死亡的成人，父親說，叫旺大哥的村民有兩天都沒有吃東西，卻拉著一板車貨物從縣城送到公社，在路上找到自已孩子的學校，弄到了飯票飽吃了一餐，沒想到，就是這一餐過飽的食物，要了他的命，倒在半途上再也沒有起來。
幸運的是，儘管吃盡了野菜甚至樹皮，村民們度過了饑荒。我們村莊為什麼能抗過如此嚴重的饑荒？主要原因是村民們沒有走極端。
那些跟共產風走極端的村莊，生產隊幹部窮盡一切手段搜刮村民糧食交到公社，用村民糧食上交數來獲得光榮，入團入黨，甚至可能獲得幹部身份。而我們村子相對傳統保守，在這個瘋狂的時代裡，仍然保有常識人性，村幹部沒有將糧食搜羅一空，自留地裡種的紅薯等更是青黃不接時保命之物，再加上山野菜甚至樹葉樹皮充饑，度過了五八、五九年，到了1960年，就開始有所好轉。因為村民們知道如何應對上級的指示，只有那些極端的沒有人性的大隊、公社幹部，還是不顧村民死活，繼續上交餘糧食，造成人道災難的，這與中央政策有關，也與地方具體幹部有關。
人民公社既是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烏托邦理想，也是一個政治陰謀，說它是一個理想，是因為毛澤東集團認為社會平均主義是可行的，把土地集中起來，「放開肚子吃飯，鼓足幹勁生產」，村民們在一起勞動一起吃飯不要錢，河北徐水縣糧食收穫造假，毛澤東考察了豐收後的農田，思考的是糧食多了怎麼辦，所以，後續的一系列瘋狂行為接踵而至。
有資料顯示，1958年至1962年，安徽非正常人口死亡數官方認可的數字為226.28萬，曹樹基先生的統計數字是633.0萬。當時安徽副省長張愷帆在回憶錄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實際死亡人數是548萬，除去正常死亡數、逃亡及失蹤數等，安徽餓死500萬人（《張愷帆回憶錄》，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36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