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霸淩下成長的殘障學生：創傷與我，如影隨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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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殘障被惡意對待的個體，還有很多

經過長達一年的心理諮詢，曾宇慢慢從過往的陰影中復原，開始回歸正常的生活。

但在逐漸卸下壓力的同時，曾宇覺得自己有必要為殘障學生做一些事情，比如勸他們勇敢地求助，又或者是提醒家長與老師可以多點關心他們。於是，在大學畢業後，曾宇入職了一個公益機構，成為負責反對殘障欺淩項目的社工。

進入機構後，曾宇開始系統地學習與暴力相關的法律條例，以及如何預防暴力的有效措施。在此過程中，他接到一個聽障男生的求助，由於殘障經常被班上一個男生暴力對待，導致精神狀況堪憂，甚至不敢上學。

於是，曾宇開始詢問聽障男生的個人信息，與同事一起評估，如何為他提供一些幫助。這個聽障男孩與年少的曾宇一樣，由於障礙很少會主動表達，在原生家庭中缺乏家人的關心，在校園裏又得不到老師與同學的關注，就像是一個活生生的「隱形人」。

因此，當班上一個新來的插班生B，發現聽障男生在班上被排擠的狀態，便常常模擬電視劇中「黑社會」的姿態，不僅用言語羞辱他為「啞巴」，而且旁若無人地在校園內以暴力對待。

聽到男生反映的問題後，曾宇來到那所高中，準備與B面談。但意料之外的是，曾宇剛好就看到了B打聽障男生的現場。當時，B正坐在商店門外抽煙，看到聽障男生買完東西走出來，便起身一邊用腳踢男生，一邊迅速奪走他手上的零食。

當下，曾宇連忙走上前，先扶起被踢倒在地的男生，再大聲呵斥B的行為，質問他是否知道暴力行徑產生的惡劣影響。但B沒有理會曾宇，只是不斷地揮舞著拳頭，威脅聽障男生「明天放學等著」。雙方僵持了一會兒，B才扭頭離開。

看到霸淩發生後，曾宇與同事想好了一個干預方案。只要機構同事與志願者有空，他們都會陪同聽障男生一起放學，避免欺淩的情況發生。與此同時，他們還準備在同行的過程中，給聽障男生分享殘障賦權的信息，觀察他的心理健康狀況。

「除了分享我的經歷，我還需重塑他對殘障的認知，直至說服他變得勇敢一些。畢竟發生校園霸淩，如果不主動向老師、家長求助，反而縱容了更嚴重的暴力。」曾宇坦言，自己曾受惠於學姐的照顧，現在則是把同伴支持傳遞給年輕一代。

慢慢地，B看到男生長期有人陪伴，忌憚被志願者向老師投訴，便逐漸減少了騷擾。男生也在了解如何與同學、老師溝通自己的需要，以及自我保護後，開始在校園內有了安全感，轉而嘗試一個人回家。

偶爾，在男生不需要上課時，曾宇還會帶他去參加一些殘障活動，讓他在社群內部有一個傾訴空間，與解疑答惑的渠道。最後等到他畢業，曾宇還為男生申請了免費的心理諮詢，確保其心理健康狀況已經好轉，這才完成一次個案援助。

但在整個援助過程中，從接到求助到評估如何介入，再根據當事人狀況去調整干預方案，曾宇感慨仍然是「道阻且長」。即使《殘疾人教育條例》在2017年經過修訂，強調了保障教育平權，可殘障學生在校園內難以得到更多支持。

由此，曾宇開始思考，除了個案的援助，還需要從學校與原生家庭中入手，進行從社會結構上的反霸淩干預。

殘障教育平權的落地，缺乏社會支持

2018年，在當地殘聯的支持下，曾宇工作的NGO開始與學校、教育局合作，展開在校園內反對殘障霸淩的工作。

不過，在進行此項工作之前，曾宇與同事曾幾次向殘聯與教育局寫建議信，直至半年後才有反饋。他坦言，落實障礙者的教育平權，只是因為當地政府部門希望呈現好的「政績」，因此才願意表示提供資源聯結的支持。

但能夠從公權力中得到「允許」，無疑是隨後工作順利進行的前提。很快，在教育局的介紹與建議下，曾宇與同事來到了一個殘障學生比較多的高中，開始了以殘障平等為主題、定時定點的分享會，覆蓋從老師、學生到家長等受眾群體。

在分享會的第一場，曾宇先邀請了一些非殘障和殘障的家長，坐在一個大教室中，一起看一部殘障議題的電影。等觀影結束後，他再根據劇情，以及殘障孩子在校園遇到的真實困境，與兩方家長討論如何介入、溝通與解決的措施。

比如，對於一些本身對殘障有偏見的殘障家長，曾宇會提醒他們多關心自己的小孩，尊重他們的選擇與想法，不要因殘就貶低其個人價值或者過多干涉。又比如，如果非殘障家長知道自己孩子有殘障同學，同樣需要引導孩子學會平等與尊重的相處方式，避免同伴霸淩。

做完家長的分享會，曾宇接下來面對的受眾，便是殘障與非殘障的學生。在這個環節中，曾宇特意設置了一些與障礙有關的互動遊戲，比如閉著眼睛摸東西，或者是坐在輪椅上試著前行，讓學生們重新定義個體的障礙與環境無障礙的關係，從而開始共情彼此與互相支持。

最後，曾宇還會跟學校的老師、校長開一場討論會，分享如何在校園從源頭預防殘障欺淩的建議。比如在學校的圖書館中，可以增加一些殘障的書籍與繪本，讓學生可以外借；老師除了多關注殘障學生的心理健康，還可以多設置一些與障礙有關的課程，進而推進融合教育的落地。

雖然，這三場活動結束後，一些非殘障家長不以為然，覺得殘障與自己無關，便不願意採納曾宇提供的建議；但一些老師卻反饋，希望了解融合教育的信心。因此，這個活動後來持續了半年，主題從反暴力則延伸到殘障者的未來發展。

在採訪的最後，我問曾宇如何看待教育平權在中國的變化。畢竟，與他當初讀書相比，當時僅靠同伴支持，到如今已經成為了社工幫助他人，社會支持是否比過往更多。可曾宇當下先是點頭，隨後又沉默一會兒，嘆了一口氣。

曾宇坦言，或許從公權力的角度，中國對殘障者在教育平權上的條例進行了修訂，再加上民間有一直關注此議題的個體與NGO，已是一種進步。若殘障學生在校園受到霸淩，可以向當地殘聯或NGO諮詢與求助，再與校方對話要求進行干預。

但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的言論空間正在緊縮，殘障賦能的活動難以推廣，無疑導致了呼籲殘障教育平權的失聲。截至目前，據曾宇了解，仍關注此議題的現存NGO，僅僅是在新疆、北京與廣東三個地方，還未能在全國普遍落地。

「我們在反暴力議題的培訓，都是由香港或者臺灣的老師在引導。這就說明我們本土社群，還沒有積累太多的應對經驗。在沒有社會支持下，我們就如同一盤散沙般，只能在霸淩事件發生後，盡力去做一些如倡導等補救措施。」

事實上，曾宇的無奈，正是殘障議題在中國青黃不接的窘況——在一個封閉的房間裏，一扇門關閉了，一扇窗開著，有人已經看到窗外的「世外桃源」，卻只能繼續困在房中，努力打破束縛逃出去。

又或者說，明明從個體到社會結構，都已經看到房間裏的大象，最後選擇了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避而不談。可這些殘障學生在暴力陰影下，承受著眾多創傷，何時才能舒緩與和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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