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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人民公審只差一步—三島由紀夫自決與他的時代(上)

  • 時間:2020-12-27 14:10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離人民公審只差一步—三島由紀夫自決與他的時代(上)
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安部公房、石川淳,1967年2月28日共同發表《聲明》,抗議政治權力恣意侵犯、甚至扼殺學問與藝術的自由。

發表抗議文革《聲明》的另一個目的仍是「憂國」

1967年2月28日,由三島由紀夫起草,包括川端康成、安部公房、石川淳在內的四名日本作家,由於「無法坐視」中國名為「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殘酷的「政治革命」,共同發表《聲明》,抗議政治權力恣意侵犯、甚至扼殺學問與藝術的自由。

彼時「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資本主義世界的進步知識人正以後秀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文革」實踐來對抗西方的現代性以及衍生的弊病,不惜筆墨神格化毛澤東,盛讚文革,紅衛兵的「造反精神」成為絕對正義。

三島們唱不合時宜的反調,實屬曠野的呼聲。

兩年後的1969年1月號《文藝春秋》的「茶間放談」欄目上,三島發表《把東大變成動物園》,他坦然自白,「我發表抗議中共文化大革命的《聲明》,不只是考慮到鄰國發生的事情,也是思考我們目前的狀況。日本所有的知識人應以東大紛爭為文化小革命,或者說文化大革命的雛形來好好研究」。

也就是說,三島牽頭的抗議文革的呼聲,實際上仍是「憂國」。

在此文一開始他就談到兩個月前的1968年11月4日-11月12日,東京大學「全共鬥」非法軟禁(カンヅメ)文學部部長林健太郎教授等人事件。

東大林健太郎教授被非法軟禁事件

始於1968年元月東大醫學部反對研修醫制度的學運,一開始曲高和寡,並沒有引起全校造反學生的共鳴。到了6月,大河內總長(相當於校長,1886年東京帝國大學創立時設置「總長制度」)請來警察幫助維護校園秩序。

大河內本人雖然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但他認為學生的集團暴力行為是對大學自治的挑戰,應被世人恥笑。

警察進校的行為使得學生心目中學問聖地的「大學自治」這一神話徹底破產,全校抗議學生達成共識。

6月18日,以參加反戰遊行的學生為主,9個抗議團體成立「全鬥聯」(全學鬥爭聯合),不久,除法學部以外其他的學部全都宣佈罷課抗議。

7月5日,在「全鬥聯」等抗議團體的倡議下,四千餘名學生在東大的象徵—安田講堂前成立「東大全共鬥」,年輕的物理學者山本義隆出任議長。

「全共鬥」向校方提出《七項要求》,在校園內築起路障,封鎖教學大樓。

到11月,無法收拾局面的大河內總長以及各學部部長集體辭職,成立新的校領導班子,由法學部加藤一郎教授代為行使總長職權,文學部由近代德國政治與社會研究學者林健太郎教授出任新學部長。

但是文學部「全共鬥」學生根本不承認大河內總長辭職,當然也不認可林教授的當選。

「全共鬥」將林教授們叫到文學部第二號樓,半強迫性地要求「大眾團交」(集體談判),並提出校方必須撤回新任學部長一職,公開教授會的內容,撤回以前對學生的處分並承諾以後絕不再發生此類事件等條件,但遭到林教授毫不妥協的拒絕,林以及幾位教授被非法軟禁整整八天。

據當時擔任大學警備的警視廳幹部佐佐淳行的著述,警視廳甚至一度打算出動機動隊從學生手裡搶出林教授們。

紙條悄悄送到林教授手中,但遭到他的拒絕,林教授表示贊成解除全校封鎖,但不必為救助他個人而動用警力。對學生,現在仍應實行教育方針。

幾天下來,部份身陷變相囹圄的教授精神和身體承受不住「全共鬥」的團體圍攻而退場,但林教授還是耐心地與搞「車輪戰」的學生對話,並一一駁回學生的造反論點。

八天後終於被「解放」的林教授立即被搬運到附屬醫院搶救。他以「不輸『全共鬥』』」而名聲鵲起。繼加藤總長代行之後,出任東大總長,收拾「全共鬥」學運後的殘局,甚至當選為參議院議員。

離人民公審只有一步之遙

三島與作家阿川弘之(小說家,日本李登輝之友名譽會長)等作家、文化人共同譴責「全共鬥」不講道理的做法,呼籲立即放人。三島與阿川甚至親赴現場給林教授們送去慰勞品。

他在《把東大變成動物園》中指責「全共鬥」對林教授的「非法監禁」,讚揚他固守真實,尊重人性的品德,堅持到底的「文化防衛」。

「堅持到底,努力尊重自我,堅守自尊就是尊重人性。一個連自己都不尊重的人,如何能尊重別人的人性,尊重真實呢?放棄作為教育者,放棄自尊而去迎合學生的臉色行事,奢談什麼尊重人性以及真實云云,不是欺瞞,又是什麼呢,此類教授在東大占90%,實在令人憤懣。

據說徵集救援林先生的簽名時,教養學部250餘名的教師中,只有90人簽名。以教職相抵也願收拾局面的簽名中,更少,只徵集到60人左右的簽名。

還有三十餘人集結在囚禁林先生的窗戶下,高喊『歸還林學部長,反對非法監禁』,但是只要大樓內跑出來四、五個臉色突變的學生,這些人就作鳥獸散,唯恐鞋底沒揩油,腿力跑得慢,否則被學生逮住的話,遭受同樣的待遇」。

當時東大校園被「全共鬥」封鎖。

「全共鬥」、「三派全學聯」提出「大學解體」、「自我否定」等主張,手持武力棒(ゲバ棒),頭戴安全帽,大毛巾覆面,其死對頭是「民青」(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民青」頭戴黃色的安全帽,揮舞同樣是武力棒的「民主棒」,否定「全共鬥」為「托派」,稱「全共鬥」為「全狂頭」。

二者互不買賬,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校園內外不惜命地決一死戰,但「民青」只有幾百人的精悍部隊—「拂曉行動隊(あかつき行動隊)」跟幾千人的「全共鬥」群毆,有時佔上風。

三島更恐懼「民青」的暴力。他看透人性中的黑暗,作惡的能量一旦釋放出來,常人如惡魔。

他譏諷道,既然象徵知性、理智的高等學府已經變質為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的「猴子山」的話,那就不如索性「把東大變成上野第二動物園」。

他根本不看好所謂「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如果只是傳單這種廢紙滿天飛的話,那還算好;如果出現小偷、強盜、強姦的話,人,完全可能返祖獸性。」

如果世人看不清這條幽暗的隧道的話,那就索性積極地讓造反學生封鎖全校,放任他們「完全自治」,在「無法地帶」,他們相互群毆,棍棒亂鬥,革命的準備也就開始了。

但「重要的是,讓世人徹底認清所謂『自治權』這一幻想的本質。

校方一方面矯情於國家權力,另外一方面以自治權為盾牌向世人以及學生顯示虛榮;而學生也以自治權為盾牌,試圖將大學建立為革命的根據地」。

三島以日大(全稱:日本大學,日本巨型私立大學)的「解放區」為例,說明百分之百解放人性的可怕:命令反對派的女生赤裸全身,用鐵絲綁起來,甚至將抓獲的反對派遊行示眾後折斷手指,將打火機的火苗頂在反對派的背後等等。

他指出青年尚未察覺人性的恐怖。市民的覺醒,應以對人性的恐怖開始。人只有懼怕自己體內人性的幽暗面,然後深知他人體內的人性的恐怖,從而形成市民的自覺。只有市民們相互覺察到人性的恐怖,才會信賴法律以及繁文縟節的條文和規則來相互約束。

三島請諸位想像以一下造反學生對林教授一天長達15小時的輪番轟炸的論戰,相當於「阿爾及利亞的電器拷問」,學生們一茬又一茬精神抖擻地上陣,而林教授們被監閉在一間屋子裡170個小時,這種做法:

「離人民審判只有一步之遙,離被強迫頭戴三角高帽,強迫自我檢討只有一步之遙。日本的知識人,必須由此思考自己明天的命運。如果稀里糊塗不作思考的話,會被強迫戴三角高帽挨批判的。到那時,像林先生這樣,能夠為保衛自己的自尊心而戰的,有幾人呢?」

「我贊成打破權威,但絕對不能容忍摧毀人的自尊與驕傲。」

三島理解朝氣蓬勃的青年們的叛逆感與內心積鬱已久憤怒,理解青年對老人社會、對舊帝制體質的大學豹變為賣文憑的工廠、對戰後知識人的偽善心懷不滿,這些正是造反的原動力,而且自己對此深感共鳴。

但是這種原動力,如果變形為意識形態,變形為暗藏企圖的某些人主導的方向,而青年不加思考地被牽著鼻子走,那就絕對反對。「我贊成打破權威,但絕對不能容忍摧毀人的自尊與驕傲」。

他聲稱自己是一個「反革命」,而且「絕對將反革命進行到底」,因為在人人都高喊革命的時代,反其道而行之,就是最酷的。

「那些眼下空喊『革命』、『革命』的傢伙,沒有賭上性命。新宿騷亂之時,我去察看武器是如何升級的,結果呢,武器沒升級,連竹竿梭鏢都沒有。這些人只遠遠地朝機動隊扔石子,打破電車窗戶……就這點能耐,連我都能幹上一場,真是輕鬆活。一有危險,他們就腳下開溜,這是什麼革命呢,不過是自我欺瞞」。他甚至嘲諷革命者是頭戴安全帽的一群「瓢蟲」。

無疑,該文的筆尾談的仍是他心心念念的「國土防衛軍」的問題,「大家都嚷著核武器,核武器,國土防衛的根本是日本刀的原理,國民每個人如果沒有拿日本刀一下子砍倒對方的覺悟與自信,手裡有核武器,不過也是紙老虎。不知不覺中,我模仿了毛澤東的口吻(笑)」。

「茶間訪談」在詼諧的氣氛中結束。

只是不到兩年,四十五歲的他將日本刀鋒指向了自己。

以後,新左翼運動的發展,果不其然,印證了他擔心的造反原動力變質為破壞、內訌與殘殺。(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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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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