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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錯什麼了嗎？
午夜夢迴，不時響起在筆者腦海中的問題。我們當然知道自己沒有做錯，從一開始已經不認為錯在反抗無能政權的人身上；所以才會挺身而出，所以才以身保護自身家園，所以才會離開自己土生土長的香港。
在門面上是這樣的，起碼。
我們這一群人，被稱作「流亡手足」。
然而，時間越發過去，我們越是對這個稱號嗤之以鼻。夜闌人靜時，我們會無數次懷疑起來。
真的嗎？我們所做的真的是對的嗎？
真的嗎？其他人真的把我們當成是「手足」般看待嗎？
許多人認為，我們是戴上政治光環的一群人。可在這種光環的背後，有許多重得把我們狠狠壓下來的期許。
當我拿到從香港寄來、已經穿過數年的衣服及飾品時，我卻不敢盡情打扮。「你一個流亡手足，哪來的錢把自己好好打扮？」
儘管每一分一毫都是靠自己賺回來的，也會被質疑「若不是你在流亡，又豈能得到這種機遇？」
我打電動卻不敢讓人知道。你一個流亡手足，怎能過得如此開心？過得開心的，都不是在危險情況下離開的手足。在危險情況下離開的話，你應該每天每分每秒都覺得自己很危險。
每當我告訴別人自己開始出現創傷反應、情緒問題時，除了善意的關心外，亦不時會聽到否定的言語。「比起在香港身陷囹圄的手足來說，你們能夠呼吸自由的空氣便已經很好了，還憑什麼有創傷，憑什麼有情緒病？」
但真的是這樣嗎？
我於運動初期，便已經提醒過其他即將面對官司的同路人，如果你想離開香港，會有人協助你離開。而這幾名同路人卻逐一婉拒我，認為自己年紀尚輕，寧願被困數年，亦不想與家人分開，更不想離開自己的家園。
身陷囹圄的同路人不一定毫無選擇，離開的人亦不等於充滿選擇。
各地收容香港人的政府固然好，但誰都沒欠香港人，沒有一個地方會免費對我們作出無限優待。以台灣為例，當我們沒有六百萬台幣的積蓄，沒有一名擁有台灣國籍的伴侶，亦沒有台灣政府所承認的專業，若想取得國籍及永久居留資格，便要先經四年大學生活，再經五年打工生活，儘管我已經超出讀書年齡許多，亦儘管我以往在香港是一名專業人士。
我們的生活幸福嗎？幸運嗎？充滿選擇嗎？
我不能回答不是，因為流亡手足沒有抱怨的權利。其他國家已經無條件伸出援手，你又怎能抱怨？
但的確，我們同樣要為生活奔波，被未來捆綁。我們無法選擇停下來照顧自己的情緒創傷，也沒能安心告訴任何一名心理醫生自己的過去，即使我們已經看到身邊背景相似的朋友被創傷所傷害及包圍得難以生活。一旦倒下來、停下來，我們便失去居留資格。我們為身邊的朋友感到擔憂，亦為自己擔憂，只希望每次見面，都不會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成為最後一面。同時間亦很清楚，即使哪天我們真的因情緒病而死，對其他人來說，都只是一個毫無價值、無名無姓的異鄉人。
我們擁有身在香港的人沒有的自由，而我們卻沒有選擇返回香港的自由。
身處香港的人總想逃離香港，甚至羡慕起我們這一群長時間內注定無法回到香港的人來；而身處海外的我們縱然已離開香港，還是擺脫不了身不由己的感覺。
《圍城》一書中所說的「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便完美地描述了現時香港的狀況。
